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罪名。文章从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展开,对如何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计算方法,同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进行了区分,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展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作为一种寄生于增值税税收之上的经济犯罪,严重扰乱着我国的税收秩序,危害着我国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近年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危害不断扩大,并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打击应从侦查和防范控制两个方面进行。侦查要做好初查和正式侦查两方面的工作;防范控制应从制度设计、规则贯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形势下实现对于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与控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

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强调证据规格,有利于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民警业务素质和整体执法水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包括主体方面的证据、主观方面的证据、虚开方面的证据、接受虚开方面的证据以及其他方面的证据。

大数据背景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打防研究

作为涉税领域违法犯罪的头号顽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呈现出利用新经济形态、网络技术、非法软件进行虚开等新形态,虽然警税部门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发数据工具,形成打击合力,通过"云端战役"发起系列专项打击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却依然屡打不尽。面对虚假注册阻断关联、风险防控不足、综合治理不全面、制度和法律滞后缺位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打防困境,要从加强信息化建设、做强数据工具、社会协同治理、完善有关制度和立法等方面,完善打防体系,倍增打防效能,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营商环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抽象危险判断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抽象危险犯,关于抽象危险的判断,不只是事实层面的行为、目的或经验层面的盖然性判断,必须根据犯罪构造与风险创设的方式进行规范判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中的实质预备犯,其之所以被刑法归责,在于虚开行为创设了值得被刑法处罚的抽象危险。在“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两种由行为人支配危险流程的情形中,应当以风险是否外溢为归责标准;在“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及介绍他人虚开”两种由他人支配危险流程的情形中,应遵循共犯从属性原理,以他人行为造成风险外溢为归责前提。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我国推行增值税制度以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犯罪,屡禁不止,该犯罪类型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通过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现状和特点的分析,从税务管理、加强增值税改革、社会宣传及部门合作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者犯罪认定难题探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体一般分为开票者、受票者和介绍者,其中以“开票者”的认定最为复杂。文章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本罪的主体之一开票者认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从犯罪客体角度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数额,不仅具有入罪功能而且还有量刑功能,是该罪社会危害性的集中体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增值税征管秩序,由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组成。以严重侵害增值税征管秩序的程序部分或危及增值税征管秩序的实体内容为标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观方面应该是直接故意,"虚开行为"应该为"虚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纳税申报或抵扣申报的行为"。在满足以上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可将案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税额认定为虚开数额。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国家税收利益保护”观点之检视

法益认定对于界定具体犯罪处罚范围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保护法益,理论上存在着“国家发票管理秩序”和“国家税收利益”的争论。近年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税收利益的观点日益盛行,这一观点认为只有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虚开行为才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大大限缩了本罪处罚范围。但其在推导逻辑、认知前提、适用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比较而言,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发票管理秩序的通说观点,更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不具有先天的犯罪性,其社会危害性往往不被重视。在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规制方面,现有刑法理论不能够与实践中发生的涉案犯罪相适应,导致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打击不力。我国应尽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法,出台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出严格法规规制,以有效防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虚开”的认定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目前面临着处罚范围过宽,认定标准不明晰的问题,本罪不应形式化地认定,而应以国家增值税的税收利益作为指引,将“三流”不一致的虚开行为归纳为“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型”和“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型”两种虚开类型进行类型化分析。在“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型”中,开票方能“消灭”由虚开所产生的多余纳税义务且受票方具有抵扣可能性时,虚开行为构成本罪;而在“少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型”中虚开行为不构成本罪,但可能构成逃税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限缩适用的新路径——事实到规范的二阶限缩

司法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过度扩张适用的根源在于,将本罪的保护法益理解为发票管理秩序,同时对构成要件作了形式的理解。制度或者秩序不具有作为法益的资格,应将本罪的法益界定为国家税收利益,之所以处罚虚开行为,原因是其对国家税收利益形成了抽象危险。抽象危险犯的适用应进行事实到规范层面的二阶层式限缩。在事实层面,行为具有被用于进一步直接侵害法益的高度可能性;在规范层面,行为处于特定个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据此,虽有虚开行为,但该专用发票没有抵扣可能性,或者对国家税收利益的威胁来源于其他行为的,不能以本罪论处。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已在1997年颁布的《刑法》中有了明文规定,但司法争议却仍然时常出现。其中争议较大的是对本罪主观方面的认定。因该问题将直接影响此类虚开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定,故解决好主观问题可谓意义重大。本文将结合法律解释,对该罪进行分析,通过引入目的犯为解决司法争议带来积极意义。

我国增值税立法中纳税人抵扣权问题研究

明确纳税人对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权是维护纳税人自身财产利益的基础,也是强化国家税收征管秩序的保证。进项税额抵扣征收模式能够消除重复征税,提高税收效率,并能保证征税的普遍性、连续性。抵扣权是纳税人重要的财产性权利,而我国现行法规对于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还不成体系,对纳税人抵扣权的保护还不够完善,应在未来全国人大出台增值税法律时加以解决。应从抵扣权与增值税纳税义务相伴产生、其行使以拥有记载相应内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前提等方面确定行使抵扣权的形式要件;从权利主体和营业行为等方面设定行使抵扣权的实质要件。同时,应通过立法对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为虚开的明确界定以及是否能抵扣的具体认定来实现对纳税人抵扣权的进一步保护。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司法认定——以代理会计与单位主管人员共同实施为视角

增值税制度改革后,基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抵扣功能,产生了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如何有效规制该行为成为刑法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避免罪责刑不相适应,立法机关应对该罪的刑事责任主体予以明确。在代理会计与单位主管人员共同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情形下,通过形式与实质两个角度可以认定代理会计具有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代理会计与单位主管人员共同实施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符合单位犯罪的成立要件,应当以单位犯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