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和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而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09—2021年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污染企业样本与非污染企业样本下,金融发展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还能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债务结构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此外,产权性质和媒体关注可以显著调节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国有企业以及媒体关注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所在区域的金融发展越能促进自身的绿色创新发展。

农民环境权与集体发展权联动及共进析论

农民环境权为农民集体发展权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二者均共同关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农村地区的实现。但农民环境权面临法律保障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美好生活”向往对农村进一步提出“宜居”“宜业”发展要求等现实性问题,这些无不应当妥善应对。为此,需配以有效的治理模式供给和制度保障供给来实现农民环境权和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同频共振,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的影响机制——基于湖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1年湖北省13个市(州)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湖北省数字金融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湖北省发展数字金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可持续性增收,且对低收入水平、低收入可持续性的农民效果更佳;地区经济增长对湖北省数字金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农民收入增加具有可持续性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值分别为39.69%和40.96%。此外,推进城镇化建设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经济双循环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以2011—2022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基础,借助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双循环的机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通过经济双循环间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证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鉴于此,提出持续推动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挥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赋能效应、因地制宜助力数字金融发展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地权依赖:土地发展权过度转移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

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的完成度,而土地发展权配置对市民化内涵演变至关重要,因此探究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关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必要性。既有关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研究普遍认为需要增权于民,但却难以解释为何部分地区失地农民土地权利密集与市民化转型迟缓同生并存的现实。基于此,该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珠三角城郊失地农民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证土地发展权配置是如何影响农民市民化发展进程及其社会性后果。研究结果表明:①囿于历史与制度等原因,珠三角城郊失地农民长期享有着较为充分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但是失地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市民化转型,反而在市场就业、居住选择和社会场域等方面呈现出多重反市民化现象。②究其实质在于,珠三角地区土地发展权过度转移强化了失地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的高度依赖,致使大部分失地农民不断地“再乡土化”,进而形塑出反市民化结构,最终造成其日趋脱嵌于现代城市发展体系。这意味着,土地发展权的赋权并不必然等同于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的获得。③据此,需要校正目前珠三角地区土地发展权配置偏差,在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逐渐推动土地发展权配置由过度型向适度型转变。为此,一是需要强化政府土地发展统筹,明晰权利归属法律主体;二是应优化征地补偿方式,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三是有必要建立失地农民诉求的甄别和回应机制体系,完善土地征收与收益分配的制度监督。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证检验

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农民富裕度与共同度的影响强于农村共享性与可持续性;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具有明显差异。据此,提出注重数字乡村建设的赋能作用,夯实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础底座;充分发挥政府支持与金融发展的中介作用,拓展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多维路径;探索区域差异化发展道路,落实多层次、有重点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策略。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农”现代化的财政治理之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基本问题。“三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三农”通过支撑国家财政,有力地推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充分发挥财政制度优势,综合利用价格、财政补贴、税收等政策工具,助力“三农”走上现代化道路,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与国家财政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面对复杂的国际冲突与国内经济发展的矛盾,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笔者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共同富裕提供底线公平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五个方面,探讨新时代财政治理助力“三农”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直接融资发展、金融脱媒与农村商业银行回归本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不断攀升,挤压了农村商业银行(简称农商行)的对公信贷业务。为应对直接融资的发展,农商行会否回归本源,增加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借助1020家农商行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直接融资发展显著促进了农商行回归本源,增加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其作用机制为,直接融资发展加剧了金融脱媒,促使农商行调整信贷结构,更多地服务农户和中小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商行市场份额越大、所在地区土地确权进度越快,直接融资发展对农商行回归本源的促进作用越大。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优化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重,对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发展中的农民权益维护——当前中国农民公民和社会经济权益的若干问题研究

在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农民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一问题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为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农民权益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文章将从政治权利、财产权、城乡公平及迁徙就业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民权益问题进行回顾和讨论。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

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农民权益保护要以动态发展的视野,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与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的立体构建维度中,以农村社区发展权为实践的时空载体,提出基于主客体和谐发展的社区发展权理论,从而寻求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

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面板数据的再检视

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尚未形成定论。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银行贷款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检验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中介的低效率阻碍了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更好地发挥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从农业信贷资金到农业投资的高效转化的有效监控机制,就不能脱离其他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

融资约束、资本投资与公司现金持有竞争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12年数据为样本,基于产权性质和金融发展水平,从资本投资中介效应视角检验了融资约束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通过资本投资中介效应实现的竞争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民营公司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表明,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提高了现金价值,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融资约束公司和民营公司中更高。

农民发展权问题探析

在人权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发展权的合理性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论证了必须从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和社会救济方面全面建构农民发展权的制度实践。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1986—2007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及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正相关的,但是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却呈负向关系;我们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配置低效率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的数据检验

运用主成分分析、VAR模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方法,对1978～2009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农村传统正式金融是农村金融的主体,但农村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仅有农村非正式金融是农民收入的格兰杰原因。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山东例证

利用山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信贷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储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负效应。应采取增加农业贷款的支农力度,强化财政支农的力度,以及避免农村资金"倒流"等措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基于土地发展权分配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研究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集体利益提供了政策保障,但由于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测算本质上仍然基于被征土地的农业用途,还达不到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不能分享农用地用途转换所获得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是问题的关键。借鉴实践中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收益的分配方式,国家和农村集体按60%和40%的比例分享土地发展权收益,并利用部分资金共同出资建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之策。改进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方法,使土地发展权的分配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从建设用地出让金中扣除农地经营性收益和广义土地开发成本,得到土地发展权收益;通过对农民意愿的调查,确定农村集体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比例,进而得到分享的土地发展权收益,其与农地经营性收益之和就是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吗

信用贷款既无抵押物也无保证人要求,其对银行利益的保证程度相对最小,而审计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呢?基于此,本文选取2007 ~ 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事务所规模的大小来衡量审计质量,探求审计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研究发现,审计质量与企业获得的信用贷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能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从而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信用贷款。从经济后果来看,只有经“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在取得信用贷款后才可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

资源禀赋、收入分配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联度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倒U型的Kuznets效应。在短期,金融发展由于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明显地有利于高收入组家庭,而不利于低收入组家庭,因此有可能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在长期,以"金融深化"指标为代表的"涓滴效应"会显著地使低收入组家庭的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因此会显著地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为此,要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大力提高农村的金融深化水平,加大对农村的义务教育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