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经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遭遇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此次会议致使毛泽东处境更加困难,也对周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运用,取得了比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更大的胜利,既使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其个人在中央苏区的业绩达到辉煌。

第五次“围剿”中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第五次"围剿"期间,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将"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强化国民党政权的行政控制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对"围剿"的最终走向发挥了一定作用,第五次"围剿"的最终成功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印象。但究其实,这一政策真正效果实属有限,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成功主要还是国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并不完全由此政策而来。

第五次反“围剿”消极防御路线与建宁保卫战的失败

建宁与广昌相邻,是地处中央苏区东北门户的战略要地,为苏区闽赣省党政军机关驻地。1934年4月下旬,蒋介石在广昌战役行将结束之前,即开始谋划夺取建宁。5月12日,建宁保卫战全面展开。由于苏区中央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主导下,排斥毛泽东关于运动战的积极防御路线,坚持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致使5月16日建宁失守。这是继广昌之后又一重要门户陷落,中央苏区北线失控。建宁保卫战受到遵义会议点名批评。

毛泽东群众运动理论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工人阶级取代民族资产者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和组织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在开辟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理论,经历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实践检验以后,成为他后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新论

一般认为,导致红军长征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但是,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会发现,导致红军长征这一史实发生的原因有四:一是中共党内连续发生的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存在发展构成威胁;三是寻找战略依托,寻求苏联援助;四是北上抗日救国。前两个原因是被动原因,后两个是主动原因。在长征的前期,即懋功会师之前,被动原因有重要的影响,红军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离开根据地,转战于高山大川之间。后期,主动原因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明确了长征的方向,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温坊战斗研究

温坊战斗是1934年9月,中央红军为抗击国民党东路军实施的松毛岭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1934年9月1日至3日,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直接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摒弃了“短促突击”和“全线抵御”的消极防御战略,而实施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及“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在中央苏区东线战场连城县温坊出敌不意,主动出击,打击向长汀、瑞金进逼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四纵队李延年部4个师,以很小的代价重创敌军两个师,毙伤俘敌4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有效遏制和打击了敌人从北、东两线合击长汀、瑞金的图谋,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被中革军委嘉奖为“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远东局和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均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工作。远东局设计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入闽作战计划,导致蒋介石趁虚而入攻占了黎川。黎川失守后,远东局主张予敌以打击后西击南昌方向,遭到中革军委和李德的反对。福建事变后,远东局再次提出向西进军,中革军委和政治委员会均持反对意见。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均未提出援闽方案,而是主张坐收渔利,导致丧失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契机。随着战事的紧张,远东局的军事代表施特恩与中革军委的矛盾尖锐化,政治委员会开始直接领导反"围剿"斗争。远东局和政治委员会同意中革军委的撤离中央苏区计划,但又迟迟不能下定决心。

力抵雄兵震敌胆 鼓舞斗志壮军威——试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标语宣传工作

标语宣传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历来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配合当时的革命需要创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标语。这些具有独特历史内涵和时代特征的标语,既为鼓舞红军斗志,瓦解敌军,胜利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立下了卓著功勋,也为苏区军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扩大苏维埃革命政权,发展苏区各项改革与建设事业提供了舆论支持。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和红军的优良作风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和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征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且使党和军队的民主政治生活得到恢复和加强。

论共产国际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其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着优良抗日传统的十九路军在援热抗日失败和对红军进攻不力的情势下,决定由"剿共"转为联共。1933年11月20日,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对十九路军实行分化和瓦解的政策,从而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失败,也使中共错失了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被迫长征。

习仲勋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巩固和发展的。从1934年2月到1935年11月,国民党先后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陕甘边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反"围剿"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开展肃反工作,抵制内部"左"和右的思想,最终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财政视域下南京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苏区战场上取得了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但并未达成彻底消灭红军有生力量的战略目标。第五次“围剿”以红军成功跳出国民党西路军、南路军封锁线进行长征,国民党军“围剿”失败告终。揆诸史实可以发现,虽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军事决策问题对战争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结果是历史合力促成的。从财政视域出发,南京国民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其对“新战略”的制约,以及紧张的军费问题都对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与第五次反“围剿”有关的若干史实辨析

有些与第五次反"围剿"相关的史实问题在史书中叙述不一。本文选取了十个较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的说法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更接近或符合史实的结论,这对统一认识,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问题的论证

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红军伤亡重大,根据地日益缩小,此时又发生"福建事变".根据敌我态势及国内形势的变化,有同志提出,应利用此机会,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迫使敌人回援江浙,并援助"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这个正确意见.战争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有同志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消灭之.对于上述向苏浙皖赣出击和向湖南中部前进这一建议究竟是谁提出的?党史界说法不完全一致.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证.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教材中几个党史问题的思考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教材论述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间是1932年底;论述新中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表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原地主和富农的改造没有论述。笔者提出: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间是1933年3月下旬;新中国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原地主和富农的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但他们中大部分人的成分没有改变,在集体劳动中继续接受改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对敌军宣传工作再探析

对敌军的宣传是中共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基础上,逐渐深化了对“敌人”“敌军”的认识,明确了开展对敌军宣传的重要意义、目标方向和具体内容。为适应复杂多样的对敌斗争实际,中共在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完备的对敌军宣传组织体系,明确了涵盖广泛的对敌军宣传工作范围,探索了灵活多样的对敌军宣传策略,以提升对敌军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共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对敌军宣传实践,既为当时红军的军事胜利和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此后中共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

《陈诚先生日记》关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记载

陈诚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嫡系,在大陆时期多次指挥或率部与中共军队作战。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是陈诚首次参与国共战争,他率部深入苏区腹地"围剿"红军,这使他能直接地观察中共革命根据地与红军,比较分析国共两党政策、作战部署及军队素质的优劣,其见闻与思考均记录于2015年在台湾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本文将陈诚率部参与这次"围剿"的日记中心内容整理归类,分为四个专题呈现,希望能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中央苏区及其反"围剿"战争,加深对那段历史的研究。

闽浙赣苏区落实打通中央苏区战略述论

1930年中共中央指示赣东北特委实施打通中央苏区战略。方志敏等共产党人着力从闽北和信河南两个方向推进,到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红军和中央苏区红军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实现了这一战略。中共苏区中央局划出闽浙赣苏区的信抚分区、闽北分区与中央苏区的建黎泰苏区组建闽赣省,国民党在1933年5月至9月间积极实施了对闽赣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切割和“围剿”。赣东北打通中央苏区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共在闽赣省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失误,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在闽赣苏区实施了“围剿”新战术的预演。

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除了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时由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的几种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方案实际上都是很难实施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江西苏区,转移到更广大的地域,寻找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明发现的科学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