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

民国影坛上的广东电影人大都有侨乡背景。广东侨乡电影人与浙江宁波电影人在拍片宗旨上明显不同,宁波电影人多把电影当商品来做,广东侨乡电影人则把拍电影与公益文化教育事业联系在一起,当成责任与使命。广东侨乡诞生的一批电影女演员,在民国影坛留下了不朽的声光影像,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对她们心理的塑造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叙事边界与历史语境——民国主题影视化的三重景深

民国主题电影因为"民国范"思想潮流的影响,超出了单纯的历史叙事,而处在一种文化的、历史的、消费的、艺术的诸多因素交织的场域中,呈现出影像叙事和历史语境对立融合的矛盾张力。在影像叙事和历史语境的两极之间摇摆,民国主题电影出现了"严肃大片""艺术电影""隐喻电影"等不同的表现类型,体现出对"叙事/历史"这一问题不同层面的思考。

历史下的光影:20世纪30年代民国电影文化初探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必定与时代的特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相关联。外国电影对当时民国时期的电影传播和宣传产生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国际性;民族意识的觉醒,推动着民族主义在民国电影业有着深入的体现。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民众因素,都使得民国电影体现中西交融性。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与西方文化艺术形式并存的格局。

现代性与儿童问题:民国儿童电影观念的产生、流衍和意义

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历程,有意识地聆听、观察与表现儿童,或是将创作集中到儿童电影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掀起了社会各界有关儿童问题的讨论,“儿童本位”电影观由此应运而生。然而,贫弱交加的晚近中国面临着拯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使命,“儿童本位”观在转型期多重社会诉求中,与政治话语产生碰撞、融合,最终让渡于体制性话语的现实需求,演绎着儿童由“新人”到“新国民”的时代叙事与深刻的现实书写。儿童电影在“国家本位”等体制性话语推动下呈显流衍、发展及其意义。就目的而论,由于儿童作为独特的知觉主体,儿童电影的发展未必就显得虚有其表,不能起到以此提高儿童关注、改善儿童生存现状及社会地位的作用,也即儿童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现代问题,儿童电影本位的开放书写,如何成为体制化的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都备受关注与重视。

民国时期万氏兄弟动画艺术的时代审美与爱国精神

纵观民国时期的动画电影,万氏兄弟的艺术成就与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这一时期,迪士尼动画传入我国,对我国动画艺术的产生、发展及其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从艺术表现还是审美意识上,万氏兄弟对迪士尼动画都有学习和借鉴,但在影片蕴含的精神层面上却超越了迪士尼动画。他们将对动画艺术的追求融入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以动画为武器宣传反对民族侵略与压迫,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民族精神与炽热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