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禁毁实录——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看禁书标准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保存了乾隆后期的禁书史料,为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提供了鲜活的研究资料。其禁书标准有六个方面:因其人而废、因其书而废、因抵触本朝而废、因怀念前朝而废、因名教而废、因"淫秽"而废。

互文性视阈中的《无名书》

作为无名氏(卜乃夫)的真正代表作,《无名书》六卷虽号称"奇书",却并非和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绝缘。相反,它实际是试图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作品在总结综合基础上寻求超越的结果,它可以看作无名氏对以往中国现代小说所涉及问题的独特解答。《无名书》涉及了以往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小说经典的因素。而在与前人类似的取材中,更能显示无名氏小说的独创性。

丁玲《在严寒的日子里》修改前后

丁玲在1970年代末复出,当时正是固有文学体制松动和新文学体制建构的历史转型期,她对《在严寒的日子里》叙事策略的不断调整和修正,内现出"新时期"前夜的复杂状况以及创作主体的文化尴尬。从其195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8章和1979年重写发表在《清明》杂志上的24章,可见复杂的权力关系对文学生产乃至文学史叙述的重大影响。

利玛窦、章潢、熊明遇与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

南昌地区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较早、成效较好的地区之一,这与利玛窦、章潢、熊明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利玛窦在南昌三年,最早将西方文化传入南昌,开阔了南昌人的视野,也使西学开始在南昌等地传播开来。章潢是南昌籍人士中,直接与利玛窦交往,受到利玛窦的影响,接受并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他在《图书编》一书中为利玛窦介绍过来的西方地理学作宣传。而熊明遇则是在外省受到爱好西学的其他传教士和士大夫的影响,而成为西学的启蒙者,并对南昌地区的西学东渐产生影响的人。他的代表作《格致草》就是一部介绍西方格致之学的著作。

张之洞电稿的编纂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

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主要汇辑庚子事变时期官方电报,为许编《张文襄公全集》之副产品,亦为广义的“张之洞电稿”之一部。许氏为张之洞相关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做出过巨大贡献,而对于“电稿”这一新式体裁的公文类型也有丰富的编纂出版经验,对其特殊性质与功用不乏独到理解。本文拟考察其人生平及编纂《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的主要历程,特别是有关“张之洞电稿”来源、编纂出版与流传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庚辛史料》的内容与史料价值予以述评。

从《无名书》看无名氏的生死观

《无名书》中透视出作者无名氏独特的生死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呼唤;时间是生命的最高象征;生命因死亡而有意义;超越生死界限,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这种生死观体现了无名氏对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思考,彰显了无名氏顽强的生命意识。

繁难、浓缩、精专——论《无名书》词汇的精英特质

本文从词汇的角度,将《无名书》与同时代作家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发现《无名书》在使用非常用字、自造词和专业术语方面呈现出繁难、浓缩、精专的特征。这些特征形成的根源乃是《无名书》以张扬知识分子精神为指归的精英意识,但这种过分的精英化,也使《无名书》失去了许多读者。

《清人别集总目》订补

《清人别集总目》是一部全面著录现存清代诗文别集的大型工具书,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源信息和检索途径。但该书也存在人物传记有误、书名著录错误、作者姓名错讹、总集误为别集、版本信息错误等著录失当纰缪之处,须加以辨订和修正。

音乐出版与音乐家

在当前音乐出版繁荣与困惑共存的环境下,按作者—编辑—读者三层次说,简析音乐出版者与音乐家及读者之间的关系,剖析存在的问题及应变之策,期望实现学术著作和实用类图书的共同繁荣。

当代无名氏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名氏的作品才在中国内地陆续出版,无名氏才被认识和重视。从港台、海外和中国内地的研究情况看,80年代是无名氏研究的生发期,研究在谨慎开放中实现了可贵的突破,填补了研究、介绍的空白;90年代则是深化期,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评价定位更为全面、务实和科学。可以确信,在21世纪,无名氏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更多收获。

浅论出版社的审稿制度

随着图书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很多出版社的审稿流于形式,造成出版物质量整体下滑,出版社须正视审稿的现状,重视审稿的过程,将审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图书出版物的质量。

图书出版质量与“三审制”

从实行“三审制”的方法入手,论述了“三审制”对提高图书质量的保证作用。

天一阁博物馆藏《朱赞卿函牍稿》中的出版史料考释

朱鼎煦先生是民国时期宁波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有一万余部,去世后由其家属悉数捐赠天一阁。天一阁博物馆尚藏有朱先生自编的信札《朱赞卿函牍稿》,其中有涉及其刻书计划的若干内容,属于重要的出版史料,却不为世人所知。这些信札对研究当时的出版业和人物特别是朱鼎煦先生的交谊和活动皆有所助益。文章对此进行了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