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龙大洞遗址黑曜岩石片的功能研究

基于实验数据,本研究对和龙大洞遗址39件黑曜岩石片开展了微痕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一半以上的石片得到史前人类使用;石片的使用动作以刮削、切割为主,加工对象主要为木材。考虑到大洞遗址的雕刻器、端刮器、石叶和细石叶产品需装柄使用,本文推测多数石片用于木材加工的现象与石器装柄行为相关。

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地望新考

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的治所,在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王国维先生的《金界壕考》发表至今,已经多达十种观点。作者在认真梳理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定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的治所,当即今日嫩江县的伊拉哈古城,嫩江上游的左右两岸即金代乌古迪烈部的游牧地。文章围绕上述问题,利用历史文献,结合考古发现与实地勘察,对推定金初乌古迪烈统军司治所提出了七项理由和依据。

公司总部选址与搬迁研究的文献综述

论文从两条路径出发,首先讨论了公司总部选址和搬迁的规律,包括公司总部分布的特点和趋势,影响公司选址和搬迁的影响因素等;其次讨论了公司总部架构的演变历程。通过整理公司总部选址和搬迁的文献可以发现,公司总部选址和搬迁的行为和公司战略的变化密切相关。公司战略的演变涉及到公司总部架构的变化和调整,而公司总部架构的变化和调整又导致了公司总部的搬迁以及总部职能的重新部署。遵循这种逻辑思路,论文最后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思路。

革命旧址保护规划研究——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与团部旧址为例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独特的时代特色和密切的社会关联性使之别具一格,其价值特征也各不相同。革命旧址作为我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文物的突出代表,其保护与利用不仅可使革命精神进一步弘扬,而且对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分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与团部旧址的保护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结合旧址历史、科学、艺术等价值的评估,从保护区划、保护措施、展示规划、环境规划等方面着手,通过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采取工程加固、修缮清理等保护措施,制定展示工程与路线,明确环境治理目标与内容等的研究,阐述了旧址保护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旨在推进革命旧址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群的考证与研究

新四军将士们当年挥戈江南、奋勇杀敌时的红色遗存,特别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群,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从考证与研究视角出发,研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群的历史地位,以及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此处历史遗存的关系,考证其保护和利用状况及其社会价值,实事求是地进行史学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KPF的一次优雅转身——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部设计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总部是KPF于2006年在北京新完成的一个重要作品,作者从三个角度:基地一策略、形式一意义和空间一透明,对这一作品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青岛开发区110指挥中心建筑设计与思考

从当地的文化和场地的分析，以与环境的协调为出发点，从总体规划布局、内部功能分布．外观形式研究三个方面来对110指挥中心的建筑设计进行了回顾性思考，并涵盖了城市．功能．空间组织、材料等问题。

革命旧址纪念馆馆藏红色文献价值探析——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为例

以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为例,探讨革命旧址纪念馆馆藏红色文献的史料价值,以期充分发挥红色文献及文物资源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城郊型总部经济的选址与规划设计原则研究——以广州增城为例

总部经济郊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关于城郊型总部经济的研究仍较少。广州增城总部经济取得了显著进展,以增城为例探究城郊型总部经济的选址要素和规划设计原则,结果显示:选址原则主要是符合城市设计要求、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利用交通枢纽辐射、注重生态环境优势和强调公共设施配套;规划设计原则主要是采用办公商业兼容居住模式,就近供给配套设施,提高建设强度,总部建筑外立面公建化设计,完善总部空间载体建设。针对广州增城发展总部经济面临的新形势提出建议。

吉林延吉市河龙二队遗址发掘简报

2020年对河龙二队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第一期为青铜时代遗存,与柳庭洞文化晚期遗存相似,遗迹均为房址,遗物以筒形陶罐为代表。第二期为早期铁器时代遗存,应属团结文化,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灶址等,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铁器。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

民国时期中西合璧式建筑——贺龙指挥部旧址浅析

民国时期建筑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时代特征,是中国建筑从传统风格到现代风格演变的过渡时期。贺龙指挥部旧址是南昌市民国时期建筑的典型代表,反映了“八一”起义历史,是体现“八一”精神的重要遗产和实物见证。该建筑呈现出的风格及其文化意义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建筑近代化进程中,本土建筑文化如何存留,且如何有机地融入西式风格进行“兼容中外”的重构,体现了地方性调适与近代化演进,在江西乃至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代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