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华语,褶皱的历史——从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谈起

所谓的“华语语系文学”行之有年,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论述。这些论述是在美国这一特定的学术语境下形成的,因此,有其不察和偏狭之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教授的《华语文学十五家》,尝试从历史实践和南洋文学的角度,对“华语语系文学”做出修正和补充,其在推动相关研究方面主要做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以具身经验对抗理论演绎;二是强调记忆传递,挑战反离散论述;三是强调东南亚地方知识与全球政治的互动。

同声与异响:明代前后七子歌行体诗创作考察

弘治至嘉靖时期,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复古派作家歌行体诗创作兴盛,且表现出与前代作家不同的创作特征。前七子歌行体诗在模仿中注重创新变化,重神韵而轻形似,注重自我意识表达和书写。后七子承继复古理论并作出调整,歌行体诗艺术成就虽略逊于前人,但具启示明清之际复古派诗家的文学史意义。前后七子在创作理论上具有相承性,皆宗尚初盛唐歌行,重视歌行体诗的情感叙述与社会价值功用,具有浓重写实倾向。影响所及,对明清之际以歌行为代表性创作的云间、娄东二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考察这一文学史现象,对理解明清诗学有重要意义。

“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

延安整风之前的丁玲,在毛泽东眼中有着浓厚的"名士气派"。这一"名士气派",可以理解为具有强烈个性和批判精神的"文人气",是与延安战争时期特有的集体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积习难改的"名士气派"促使丁玲不但写出了一批不平则鸣的作品,而且还以《解放日报·文艺》为阵地策动并引导了一场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延安文艺新潮。但以丁玲为领军人物的这股延安文艺新潮,却在随之而来的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中,遭到了整体性的否决和批判。尽管丁玲因为毛泽东的保护而没有像王实味那样被残酷整肃,但她为了"过关",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试图改掉自己的"名士气"。丁玲在延安的思想"突变",固然有其被迫性的一面,但更主要的还是她主动迎合的产物,是她左倾文艺思想在特殊历史语境下激变而成的结果。

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的刘永济为中心,以"学衡"这一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为参照,以《湘君》与《学衡》的离合为焦点,旨在揭示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刘永济之于《学衡》,始终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而在《湘君》的话语空间中,他则有着更为自主的文化姿态。《湘君》与《学衡》一重创作、一重学术的差异,刘永济等的清高自持与吴宓等的斗士风范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亲切把握刘永济作为辞章家的气质。

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论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

陶行知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的重要成果,其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深度在于以儿童身份的确认作为创作的目的,其创作文本在主题和形式上表达的是真正的儿童意识、儿童声音以及儿童权利。陶行知通过完整的儿童世界的审美书写对儿童作为人的意识唤醒的行动推进,是从根本上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建立其独立的人格,是作家站在文学创作立场上对于儿童童年精神的一种艺术传达。文学家的教育情怀与教育家的文学情怀是陶行知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同质异构的两翼,共同构筑了其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础和特色,从生命、人生的角度看待童年,其笔下建构的理想儿童含蕴了为现代中国寻找健全人性的文化理想。

“无”鲁迅的“竹内鲁迅”

通过先行否定《呐喊》、《彷徨》、仙台经验、启蒙者、先觉者等现实鲁迅像,竹内好以《野草》、S会馆时期、文学者、非先觉者等为回心之轴,塑造了一个本质为"无"的绝对"文学者鲁迅"。但是,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目的论,使"竹内鲁迅"陷入了一种玄学式的同义反复逻辑,以至于以否定鲁迅来成就"竹内鲁迅",以无限否定至无来证明"无"。"竹内鲁迅"的形式先于内容、语言先于事实、目的先于历史,不过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二战"期间的日本知识人,表达其无法克服的历史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媒介。"竹内鲁迅"其实"无"鲁迅。

论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与交通的关系

以文学地理学的视野考察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并与全国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分析,通过论述各个时代巴蜀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点,探讨巴蜀交通与巴蜀文学家成长及巴蜀文学繁荣的关系,进而阐明文学的发生、发展、繁荣、衰落与交通之间的规律。

史湘云的名士风度及其深层蕴涵

在《红楼梦》中，史湘云这一艺术形象颇具有名士风度。男性化的穿着打扮、我行我素的“大笑大 说”、放浪不羁的“割腥啖膻”和敏捷纵横的诗思才气等，是她名士风度的具体表现。这种名士风度不仅使史湘 云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而且因其寄寓了作者曹雪芹的思想和理想，具有深层蕴涵，更能够令读者掩卷深思。

文学家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人对个体、尤其是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安危、祸福、苦乐及喜忧关系的理性认知,集中体现为一种危机意识。也正是这种危机意识激发了人的责任感,于是,忧患意识往往体现出一种群体关怀,是对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乃至人类群体盛衰荣辱的忧虑。自古以来,心系国计民生的文学家,无不心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身世之慨及忧生之嗟。

“学衡派”与新文学者诗学理念异同论——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

学者大多将"学衡派"放置在一个与新文学者尖锐对立的层面,笔者细读诗论原典却发现,"学衡派"与新文学者的诗学理念既对立冲突,又相反相成。冲突集中在变革是否须付诸实践尤其是诗的体式是否须变革,但有关中国诗歌面临困境亟需变革和承继中国诗学优良传统等方面,却心存默契甚至相反相成。文学革命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健康的发展便与此有关。以胡先骕与胡适为代表,从两种诗学理念之冲突焦点、两种诗学理念之主要区别、两种诗学理念之内在默契三方面可见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可探寻形成他们之间差异及默契的主要原因。

当代文学制度与文人创作——以老舍、曹禺为中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强调文学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服务性和服从性,他们秉承和期待的是建国为重、国立而人旺的民族未来想象。以老舍、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人更看重文学的熏染性和审美性,强调文学舒展和疗救人性的无功利性,他们信奉立人在先,人立而国强的现代民族生活图式。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分歧逐渐溢出水面,建立何种文学制度的天平显然向当政者方面倾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法则很自然地成为老舍、曹禺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政治—文学”家二重身份下的抗战表达——论罗烽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

"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罗烽因"政治—文学"家的二重身份,使其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显示出高度理性,充分强化了抗战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具体表现为:痛斥日本殖民者罪行、煽动反帝情绪;发掘民族精神韧力、支撑抗争意志;全面观照战争环节,呼吁抗战理智;刻意营造冷峻文风,激发危机意识。

明初诗文三大家位次之争

宋濂、刘基、高启的文学地位历来各有其说,难分高下。笔者分别比较三人的文学成就、社会评价和政治影响,认为宋濂的文学创作略逊刘基,颉颃高启,但其文论成就突出,影响巨大,是政治上的文坛领袖,堪称"开国文臣之首"。高启诗才冠绝,一派文人性情,但政治影响不敌宋、刘,只能位居"开国诗人第一"。而刘基三者俱佳,确有"明初第一文人"实力,可惜掩于军功,也未领文学之职,与政治色彩较浓的"开国文臣第一"赞誉名实不符。

“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论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原因

理学在清代的分化表现出新的特征,分流为“理学家之理学”与“文学家之理学”。理学在清代的新分流及考据学派、桐城派的兴起,是清代满汉杂糅政治格局下皇权与八旗贵族斗争和满、汉关系互动反应于学术格局之结果,是汉人利用文化思想优势推进“满人汉化”在学术上的体现。“理学家之理学”重践履、经世致用、下学上达、功夫论,学风兼容并包,使理学在清代帝制与八旗贵族制冲突中,跃居治国指导思想,深入八旗内部推行汉人相关制度。“文学家之理学”重文以载道,执着对程朱理学宣传,在清政府保护“国语骑射”满人传统、“理学家之理学”推进困难情况下,反击各方批评,迎战汉宋学之争。清代汉宋学之争是考据学派与“文学家之理学”派的争论,“理学家之理学”派并未过深参与其中。

周立波文学创作研究综述

周立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关于周立波文学创作的论著不胜枚举,主要集中于探讨他的艺术技巧、风格流派、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等方面。对周立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1年到1957年的研究、1958年到1978年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

享誉古今中外的科学家祖冲之评述

祖冲之不仅是享誉古今中外的数学家、天文学家,还是杰出的机械专家,而且在音律、文学、考据方面也很有造诣,是历史上鲜有的博学多才之人。祖冲之一生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从历史角度对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加以梳理,有利于更全面透彻地研究祖冲之生平及其历史贡献,而运用历史研究法对其圆周率、《大明历》《缀术》《述异记》等突出贡献及著作做评述,可为进一步展开祖冲之系统化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论《世说新语》中的支道林形象

支道林是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高僧,他的事迹在《世说新语》和释慧皎《高僧传》中都有记载,然而两书记载有许多不一致处,《高僧传》让我们看到的纯粹是一位带有名士风采的高僧形象,享有崇高的声望,而在《世说新语》里,我们发现他并不是一味飘飘然的,而是一个性情复杂的多面体,名僧加名士的双重身份没有让他泯灭自己的个性,以《世说新语》的记载为主要文本,同时结合《高僧传》中的传记,全面考察高僧支道林的真实性情。

文化巨人司马迁

《史记》是矗立于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的一座丰碑,在古代科学领域也享有盛名。其作者不单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古代科学领域中相当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不愧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又一位极其罕见的文化巨人。

从文学家到园艺家:周瘦鹃的身份转型与自我认同

周瘦鹃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型。"园"是探析周瘦鹃身份转型及其转型态度的视窗。他的身份转型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得到了他的心理认同,其心理变化的轨迹隐潜于他的中晚年时期对"园"的态度的渐变中。青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在心灵深处被唤醒的阶段:"园"成了周瘦鹃的休闲场所与搭建事业人脉、扩大社会影响力、形成文学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游园中的交往建构起他的社会评价系统,"园"及"园"的相关意象建构起他的文学自信和情绪健康系统。中年时期是周瘦鹃园艺家身份意识进一步加强的阶段:"园"侧重"园林化"的家园,"园"作为饱含民族强大和家园安宁希冀的场所,赋予周瘦鹃以园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作为园艺家和园艺散文家地位的确立,使周瘦鹃完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转向,在各项社会主义实践中认同了自身的园艺家身份,真正完成了园艺家身份的转变。

南朝正史《文苑传》脞论

正史《文苑传》这一体例创始于范晔《后汉书》,《南齐书》设立《文学传》承继之。在这些传记当中,史传人物的入选标准、文学才华以及史臣的评述意见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体现出南朝文学发展的脉迹。正史《文苑传》的集中记述成为后人认知与评价南朝文人文学创作的直接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