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会通处找寻建构路径——“第二个结合”与中国自主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建构初论

建构中国自主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话语的深度结合。二者的高度契合及融通,主要不在于概念、范畴、命题等的相近或相同,而在于它们都将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作为文艺批评的基本出发点,不仅有着共同的理论问题域或话题关注点,而且在文艺性质与功能、文艺批评标准与原则、人物形象塑造等核心问题的观念主张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或精神相通性。

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范例——中国内地近十年弥尔顿三部曲研究述评(2013—2022)

自1832年弥尔顿进入中国至2012年,中国内地研究弥尔顿三部曲的论文与著作数目逾百,而近十年来(2013—2022)相关研究发展更为迅速:一是研究内容得到纵深性开拓,特别在弥尔顿多重思想之主题探微、恶魔与英雄之人物探讨、多元文化影响之风格探索等三个维度;二是研究方法取得开拓式创新,尤其是跨学科交叉探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路径。通过将弥尔顿研究作为外国文学经典之中国化研究范例展开分析和探讨,并指出当下研究存在的拓进空间,希望能为中国内地未来的弥尔顿三部曲研究指明方向,或能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论指引。

庄延龄对中国文学典籍的译介——以《中国评论》为中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延龄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典籍作品发表于《中国评论》,包括《诗经》《离骚》和唐诗等。通过梳理和对比阅读庄延龄的文学译介作品,发现在译介过程中庄延龄重视译文的文学性,力求以诗译诗,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存在误译等不足,但其翻译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提高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探析

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面临着文化基础薄弱、媒体强烈冲击、文化接受困难,教学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典籍里的中国》将抽象文化转为形象接受,将封闭文化转为开放参与,将传统文化与先进技术结合,将阅读与学术结合,更容易被大学生接受。可以通过选取节目内容、借鉴互动方式、注重科技手段、借助节目设计等,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屈原的诗学

屈原在其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学精神,虽未上升到非常完备的理论形态,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其诗学直接继承了孔子的观念,以美善统一为理论基础,以发愤抒情为思想核心,显示出个性鲜明的实践品质,产生了深邃久远的历史影响。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新世纪文论应会通中西守正创新

当代中国文化受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出现了诸多与西方文化相整合的踪迹,使得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在出现的症候和危机中延伸着自己的理论维度: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于一身的泛文化研究理论;中国文论在长期的跟踪西方话语后已经开始自己的思想转型和新话语建设;文学理论突破自己的专业框架而向其他领域渗透而形成文化互动;后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学话语从关注文本的小文本阐释(词语、修辞、人物、寓意等),走向关注大文本的文化阐释(阶级、性别、文化、民族、话语压迫、权力运作等);现代性二元对立式的纯思辨的文学理论不再有独霸的话语空间,而是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活生生的体验和大众审美世俗化情绪吸纳升华为守正创新的理论。这为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的自我创新和理论反省,提出了若干新的问题,需要潜心分析和分别厘定。

我国民族文学经典英译本误译及其应对——以《尘埃落定》《萨迦格言》《阿诗玛》为例

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尘埃落定》自出版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文学经典。运用文本对比的研究方法,辅以语篇语言学、小说理论做支撑,发现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林丽君夫妇翻译的《尘埃落定》英译本存在严重破坏“文学经典性”的翻译问题,具体表现在误译致费解、违背生活的真实、语篇连贯不当、人物形象不符、精准叙事受损等方面。此现象不是孤例,类似的问题在英语母语者翻译的《萨迦格言》《阿诗玛》等民族文学经典中也同样存在。这些翻译问题阻碍了我国民族文学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应遵循文学创作规律,对译者在翻译我国民族文学经典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必要的干预和纠正,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古典文论的终结和现代文论的兴起

以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为标志,正式宣告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起。古典的和现代的称谓,不仅是一个时间的划分,更重要的是二者在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理论形态上的区别。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质上的变化和飞跃,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文本·文献·文化:古典小说研究的基本维度及方法论意义--以张锦池先生《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为中心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艺术呈现与文化意蕴都具有高度复杂的特征,单纯的文本、文献或文化研究难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达成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只有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张锦池先生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考论》是一部不拘守一端而以"文本、文献、文化"综合研究见长的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张先生既不守旧,也不趋新,而是根据古典小说名著自身的特点,以文本细读为研究基础与核心环节,自觉于关键细节、主要人物和结构布局诸方面着力;在文献考辨方面,既注重纯文献问题的细致梳理和缜密考索,更长于亦考亦论、考论结合,体现出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特色;在治学理念上",求实为主,求新为辅",将相对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与具体的文本、文献相结合,从而对研究对象做出既切合实际又鞭辟入里的文化解读,并在古典小说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法国古典主义与中国“文革”文学理论之比较

采取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对法国古典主义和中国"文革"文学理论从社会历史条件、文学特征以及历史作用和命运3个方面进行比较,发现了它们之间惊人的碰撞与共鸣,阐述了二者背离的方向及其原因,并且发现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任何强行的外力阻挠只会让文学本身走入歧路,甚至会给一个社会或国家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失或灾难。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英雄·儿女——“四大名著”别解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男性步入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对社会性价值的过度追求,也必然造成自然人性的缺失。生活在男性社会中的女人,是被忽视、被利用、被践踏的对象。然而,在对自我迷失的痛苦自省中,男性最终会实现人性的回归,男女的关系也将趋于和谐。英雄的内涵,是男性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四大名著"中英雄精神的张扬与低迷,正是对这一过程的生动阐释。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通经学古 振兴于世——论复社领袖张采的文学思想

复社张采是以流派领袖来反映一个时代诗文精神风貌的典型个案。他以"通经学古"为途径,实现"振兴于世"之目的,其文学主张透露着浓厚的古学气息却又表现出强烈的救世意识,反映出当时区域文坛的某些演变特征,揭示了社团领袖对文学的时代风尚发挥影响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员文学素养提升与文学名著导读

介绍了提升图书馆员文学素养的几种方式,分析了馆员文学导读的方法,探讨了馆员文学素养提升与文学名著导读的意义。

从外部世界看中国——艾利克教授访谈录

艾利克教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发了其对文学经典和文学翻译的观点,他认为:文学理论应作为一种学术工具来辅助研究,而不应让研究落入理论的桎梏;并且文学的定义应该是开放的,既属于文学研究范围之内,同时又会与其他领域产生重合从而引起冲突。是否单纯由时间便可以造就文学经典,这一观点始终是存在疑问的,而普世人性的展现才是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必要因素。由此看来,译入西方的中国文学应该具有在历经语言的变迁后仍能焕发新生的特质,而回译作为一种基本的实证方法能向人们再现翻译过程,对解决翻译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余光中的“西化”与“现代化”概念——基于诗学思想视域中的认知

余光中是中国新文学精神新质建构的引路者与中国新文艺质素生发的探寻者。他关于"西化"与"现代化"概念特质的自觉界定及其理论外射的时代价值和内含智慧,在当下应有所肯定。然而,当前文坛学界对余光中兼具中西思想影响的新诗诸说的主题导向、意念引领及空间辐射,尚且缺乏应有的深度发现、关注及探究。应从余光中较具深意的新诗理论脉理入手,厘清并道破现代新诗创作世界的余光中与中国新文学精神生发所呈现的内在的学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读余光中独特思维的新诗理论,揭示其精辟阐释历史文化意识流失的完整语脉。从余光中三大视野层面进行论辩:一、"如何把传统的东西都点成现代";二、中国之"西化"与"现代化";三、"一切艺术皆贵乎独创"。希望透过此分述,借此明确余光中在其现代新诗里频频标示的"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现代"等由此及彼而遥相呼应的内涵界说问题,无疑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成书之谜、主题思想、现实意义

在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由施耐庵撰写后三分之一,罗贯中撰写前三分之二,施耐庵动笔早于罗贯中;《水浒传》由施耐庵完成原始本,罗贯中形成修订本;《西游记》由罗贯中独自撰写,与吴承恩无关;《红楼梦》由冒辟疆完成原始本,曹雪芹形成修订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主题思想在于记录汉族哀歌,《水浒传》主题思想在于谱写汉族凯歌,《西游记》主题思想在于高奏中国新歌,《红楼梦》主题思想在于默唱世界悲歌。研究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需要更精准地认识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冒辟疆、曹雪芹的成就,从而更客观地确立他们的地位;需要将"明清小说"之提法充实为更完善的"元明清小说"之提法,从而打造出更完备的元明清文学之记载;需要促进文史等方面的更紧密结合,从而推动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事业的更稳健发展;需要更有效地坚定"四个自信",从而更充分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