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坛经》成“经”与禅宗经典观念的创新

《坛经》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因此,《坛经》才会有《施法坛经》和《六祖法宝记》两种不同的称呼。《坛经》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可以说,《坛经》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陈献章散佚弟子拾遗

明初以陈献章为宗师的白沙学派崛起于粤中而倾动全国,四方拜入门下者众多。对于白沙学派弟子门人的来源、分布以及数量等情况,前人先后作过几种辑录,但仍有遗漏。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和地方志、文集、传记、墓志等多种文献史料,考得散佚陈献章弟子15人,其中广东省内5人,省外10人。白沙学派弟子门人特别是广东省外弟子门人的补缺,对揭示白沙心学的地域流布及社会影响状况,展演白沙学派的规模与传承轨迹不无助益。

《弟子》中子路形象的重塑分析及作家创作思想探源

以子路为主人公的小说《弟子》是日本作家中岛敦依据中国典籍改写的一部短篇小说。在子路的形象塑造方面,中岛敦在遵循经典的基础上又赋予其“忠于本性”的新形象。这一形象的重塑实则是中岛敦“人不具有自由意志,命运将以本性牵引的方式掌控人”的思想体现。该思想不仅根源于中岛敦的个人经历和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还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命运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解读这一创作脉络有助于把握中岛敦的作家整体形象,并对重新阅读和审视中华传统经典具有启示意义。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初唐薛元超门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功绩

薛元超在唐高宗上元、仪凤中担任宰相的几年间,主持门下省弘文馆工作,将十多位文士引入馆中,频繁开展文馆活动,促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人群体的形成,不仅创造了文学实绩,提升了创作水平,还促进了高宗朝尚雅的文学风尚的形成,并为武后、中宗朝培养了文学人才。由于群体主要为宫廷诗人,作诗重视形式和技巧的探索,所以他们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为律体诗在武后、中宗朝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A Disciple of Horgyasai

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ｏｆＨｏｒｇｙａｓａｉ￥ＢＡＬＳＡＮＧＮＯＲＢＵＭａｓｔｅｒＴｏｉｎｂａＸｉｎｒａｂ，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Ｂ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ｗａｓｔｉｋａａｓ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ｓｙｍｂｏｌ．Ｓｗａｓｔｉｋａ，...

孔子死后弟子们的“心思”——从《论语·子张》看

从《论语·子张》可以看出,在孔子死后,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都主要从内圣的维度继承和弘扬孔子思想,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思”,其中,子张、子夏、子游、子贡主要是通过阐释孔子思想的路径继承、弘扬孔子思想,而曾子主要是通过引用孔子之语的方式继承、宣扬孔子思想。在弘扬孔子思想的过程中,子张、子游与子夏有明显的不同,但是,都批评子夏,显示了孔子死后儒门最初的思想分化,以及同门中人在学术层面的“争执”;在对同门中人的评价上,子游、曾子都从道德维度对子张作出负面评价,显示了孔子死后同门中人在人际关系层面的“紧张”以及彼此关系的决裂。这种“紧张”,显示了批评者以正统自居的心理。由此也可知,儒门的分化有着客观与主观、学术与人为的因素。至于子贡,展示了其极力维护孔子形象、守护儒门的责任感。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

论先秦墨家军事团体

墨家学派是学术、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墨家军声势浩大,却为人们所忽视。墨子领导的墨家军是有和平主张的正义之师,也是有士气、有规模、有武器、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墨家军的弟子兵属于敢死队,在巨子统帅下组成由弟子、信徒和从众构成的军队,配备有先进的防御工具强弩(连弩车等)、技机(转射机等)、奇器(藉车、木鸢、云梯等),践行墨家非攻主张,成为中国战国时期与众不同的民间组织。此文通过大量数据和表格,再现墨家军的情况,并且对其不被认可和消失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索。

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

从钱玄同日记看章门弟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钱玄同日记来看,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海归”何燮侯和胡仁源主政的北京大学就有意引进留日的章太炎弟子,来挤压桐城派“老朽”。钱玄同与“假章门弟子”沈尹默成为《新青年》同仁,是主编陈独秀主动联络的结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不少激进的主张,其思想资源来自鲁迅、周作人等章门弟子,甚至还可以远溯到留日时期所阅读到的巴黎《新世纪》杂志。

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论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策略与方法(二):目标、内容与方法

针对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困局与问题,就目标、内容与方法进行讨论。首先讨论如何理解体育立德树人的核心功能,构建更加科学的目标等有关问题,提出要解决体育立德树人目标设定中“追全”“求大”“浮表”和“轻行”等问题。随后讨论如何建构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和教材问题,以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德育团队编写的《体育弟子规》内容和《体育品行课课养》教材为例,对建构体育德育教材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讨论。进而对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方法论如体育立德树人的机理、创设情景、教程步骤等进行了讨论,还以北京师范大学公共体育游泳课的教学为例,对培养学生意志的教学过程、教材准备以及实践效果进行介绍。最后,提出对大、中、小学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8点建议,即厘清学生思想品行突出问题、勾画学生身心健康“理想像”、摈弃极端以学生为中心思想、构建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探索体育思政有效途径方法、加强体育树人的家校社共育、创编《体育课程思政教材教法》、研究体育师德内容与评价标准等。

隐性知识视角下中医师承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隐性知识是难以用符号、编码和言语准确表达,但可被人类意识并感知的事实、信息与技能,它是中医区别于西医最显著的特征。中医隐性知识的意向性、分布性与实践性,决定了以观摩意会、具身实践、刻意练习为主的师承教育是获取中医精髓、积累诊疗经验最理想的形式。然而,在现代科学教育的冲击下,中医师承教育面临课程失衡、师资不足、平台阻隔、文化衰微、制度不全等困境,亟须增加实践课程分量、扩大师承导师征聘范围、重建多学派交流平台、增强中医文化自信、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从而落实中医隐性知识传承,深化人才培养质量。

叶燮佚序辑考

作为清初江南诗坛颇具影响力的诗人、诗论家,叶燮十分注重奖掖后进,曾亲自为门下弟子的诗集撰序,对他们叹赏推美,表现出高尚的师者风范,与其在《原诗》中重胸襟、重品量的诗论思想一脉相承。叶燮此类诗集序共六篇,均未见于其目前所存著述版本中。对此六序加以辑佚和考释,不仅可以了解叶燮撰序的因由及交游情形,还可借以进一步观照其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孔子家语》中的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

《孔子家语》是战国后期孔子弟子记录整理的一部孔子言行录。它为人们在《论语》之外完整理解孔子及孔门儒学主张提供了重要补充。今本《孔子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在保留孔子家世、生平、业绩及“七十二弟子”名录方面提供了一手资料,揭示了孔子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的神人感应观,从“仁”“礼”“德”“法”四方面论析了孔子心中的“明王之道”,从“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诸方面阐述了孔子眼中的修身之道,并补充论析孔子关于“人道”之依据(人性)的思考,包括人的“性命”“人情”的涵义以及因人情而治人的“人义”规范。宋代以来,《孔子家语》一直被视为王肃假托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两次汉墓出土文献证明此书不伪,应当纳入先秦儒学研究视野。

唐代弟子像法服的横披式上衣——以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为例

传统的佛衣与僧衣主要由三衣构成,即大衣、上衣、下衣,此外还常着僧祇支(唐称“掩腋衣”)。伴随北齐法上改革,佛像和弟子像都出现了新的法服披覆方式——内着僧祇支、上衣覆搭双肩、大衣右袒式披覆。这种披覆方式在甘肃、河南、四川等地的部分弟子像上还发生了一些变化,即出现了横披式上衣,炳灵寺石窟的唐代窟龛中尤其多见,又可依据是否覆搭右肩分为两种。相应地,在横披式上衣之内又着由掩腋衣和覆肩衣缝合而成的缝合式偏衫,与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交领式偏衫。这种横披式的上衣和相应偏衫的出现,是三衣中的上衣在汉地僧衣中最后的形式,是天竺传统的三衣在传入中国后经历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论孔子与其后学的精神修炼

孔子后学普遍坚持一种“贵心”的态度,与心及其修养有关的话题,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系列,对此加以系统性展示有助于我们了解儒家功夫论发展之全景。孔子对仁的追求,可由“爱人”与“自爱”的维度加以审视,并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关心自己与他人的“内在”方式,如作为精神修炼技术的“内省”与“忠恕”。孔子后学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最重要的功夫论话题,即有关于“诚”与“独”的思考。这些作为孔子后学精神修炼的关键,最终要求我们以真诚的方式保持内心的完整性,并以此作为获得德性、达成理想人格的前提。

莫高窟一佛二弟子造像组合在北周出现的历史背景与渊源探究

莫高窟一佛二弟子造像组合始见于北周洞窟,二弟子塑像的出现是莫高窟塑像题材的重要变化。二弟子塑像最早出现于古阳洞南壁正始四年(507年)安定王元燮造释迦龛,其他地区在北魏晚期也陆续出现。莫高窟晚在北周出现,这与北魏晚期至北周时期敦煌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北魏晚期至西魏大统十一年间,敦煌与中原地区交通中断,逐渐失去联系,二弟子造像缺乏进入敦煌的机会。到北周时期,丝路重新畅通,建平公于义就任瓜州刺史,并在敦煌开窟造像,带来了长安新的样式,新的样式很有可能包括二弟子塑像。莫高窟出现的二弟子塑像的渊源应是长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