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

以《千金要方》宋校本与新雕本版本异文为材料,对《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所涉药名进行对勘分析,发现宋臣整理该书时注重考辨名实、区分药用部位、对药名进行补充并通改,使该版本的药物分类趋于细化,体现了宋代本草学的发展水平,强化了该书的临床实用性。但宋臣校改本存在理校径改、所据文献不明,与宋代本草学认识存在相违之处,由此提出通行本宋校《千金要方》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值得高度重视,切忌盲信盲从。以此研究为切入点,可深入探讨宋臣校改中医古籍的思想理念及指导原则,以便为宋校医书的当代应用以及传世本草文献的校勘等提供参考。

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探析

当前学界对北宋时期援易入医现象的研究较为忽视,是医易会通研究的不足所在。通过整理北宋时期医学文献中与援易入医有关的条文,围绕易象、易数、易理、易占4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总体来说,北宋时期援易入医承继隋唐时期的“以易释医”特征,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主动意识的增强、解释深度的加深、释医方法的成熟、固定命题的形成4个方面。北宋时期的援易入医,不仅丰富了医学的内涵,也提升了易学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应理性看待援易入医现象,既要肯定其在医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过度强调或滥用易学知识而引发的负面效应。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校勘考述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书11部。其中,张仲景著作被整理为《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方》3部,且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仍被应用。本文拟从校勘过程、校勘方法及校勘内容等3方面就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的校勘情况进行考述。研究结论认为:张仲景著作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的校正计划;由孙奇担任张仲景著作的主校并撰写序言,林亿等在最后详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张仲景著作的校勘过程先后用时约9年;宋臣在校勘中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四法,并从注音、释义、避重、疑非、示阙或未见等5方面进行了详细校勘;在对张仲景著作的校正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北宋校正医书官丰富的医理知识、高超的校勘水平和谨慎的校勘态度。

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千金要方》方法新考

以《千金要方》版本异文为例,结合其他相关文献,深入考察北宋校正医书局整理《千金要方》的方法,发现宋人没有保存《千金要方》原始面貌的意图,而是以实用性为出发点,重定该书的篇章结构、调整内容的编排顺序,在增强《千金要方》临床方书实用性的同时,也增强了该书中医学术框架的完整性与严谨性。提示:对重要医学问题的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宋人校书对文献内容特别是对学科内涵所产生的影响;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考证,应避免局限于某一文本,而是应建立在对相关材料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有必要系统考察宋以前医书的基本构成,深入研究宋人的校书方式、所改内容的中医理论依据及其对中医学术产生的影响,辨别正误,为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提供可靠文献资料。

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二程对《四书》十分重视 ,他们大力推崇、表彰《四书》,提高《四书》的地位 ,并训释《论语》、《中庸》、《孟子》,重订《大学》章次。在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中 ,二程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其格物论与心性论主要是依托《四书》思想资料而建构的。

《诗经·大雅·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特征论略

北宋中后期,兵学发展取得多方面成就,产生了数量众多的著述。从理论内容看,这些兵学作品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普遍重视选任将帅、兵机谋略、熟悉敌我实情与阵法阵图等。其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是长期以来兵学传统与社会现实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探究当时特殊人物的军事思想,必须结合客观环境和兵学发展特征进行全面思考。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

2015年年末,北京卓德拍卖公司征集到一件旧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对这部书的版刻年代、地点以及作者和书名等,相关人士有不同看法。今研究认为:该书作者为北宋时期杭州西湖昭庆寺的僧侣省常,书名为《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这个刻本的刊印时间,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三年间。这个刻本的刊印地点,是杭州西湖之滨的昭庆寺。结合其他几部北宋杭州地区民间刊印的书籍,可以推断,北宋杭州包括书坊在内的民间刻书,开始采用一种新的字体,即颜体字。宋代第三大版刻字体系列,即肇始于此,后来在建阳书坊,被发扬光大。

日本《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序

《四库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笕文生教授及其高徒野村鲇子女士研究《四库提要》北宋名家集的专著。《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丛书，经、史、子、集皆收，此前我国的重要古籍可谓搜罗几尽。《四库提要》是一部重要的目录提要，笕文生教授等从中首先选了北宋五十家加以训读、语译、注释，提供给日本读者，十分必要、颇具眼光，因为举世公认，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北宋之世。所选颇有代表性。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论《文苑英华》的编纂体例及其价值

《文苑英华》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是《文选》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重要诗文总集。此书采用分体编录和文注合一等编纂体例,承前启后,颇有特点,既融汇前代诗文总集和类书编纂经验,又开启后代类似书籍编纂新思路,不管是在中国文学史还是书籍编纂史上,皆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脉经》校勘考释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其中,《脉经》并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校正8部医籍之计划,该书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由高保衡、孙奇、林亿等校讫,成为宋之后定型化版本,传习至今。下文将从校勘过程、方法和内容等3个方面进行简要考释。

浅论北宋前期的图书事业

在五代战乱对图书造成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北宋前期将发展图书事业作为重要的政府职能。发展图书事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各种方式丰富国家藏书,编纂出版各类文献,重新编辑佛藏和道藏并将佛藏刻版流通。北宋前期大力发展图书事业,促进了北宋政权的迅速稳定和巩固,奠定了宋朝思想文化繁荣的文献基础,保护和传承了中国古代文献资料。

试论北宋《农田利害条约》的内容及影响

《农田利害条约》是王安石进行变法而制定的,其目的是大力提倡水利兴修,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农田利害条约》的实施引起了农田水利的建设高潮,不仅修复和新建了众多的水利工程,而且在北方开展了大规模放淤活动,使农业生产获得巨大成效。《条约》还引起了该时期水利学术的大发展,《水利书》、《吴中水利史》等著作陆续出现。《农田利害条约》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珍视。

北宋文人的日常消费——以欧阳修书简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文人欧阳修交游广泛,有七百余通书简存世。通过研读这些书简,我们可以对北宋文人馈赠礼品方面的消费有更为直观的了解。茶是北宋文人喜欢相互馈赠的礼物,其中尤以"建茶"为最。北宋时期"达头鱼"和"车螯"已开始出现在东京汴梁的餐桌上,而银杏的成功移植也将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文房四宝"是文人消费热点,北宋已出现不少名牌产品。从文人通常不用于公共传播的私人书简入手,考察北宋文人的日常消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切入历史语境,了解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细部情况。

诗歌“兴”的源与流

分三个历史阶段论述诗歌“兴”的起源与发展概况:《诗经》时代为“兴”的源头,其本质是“起”,在于引起联想;战国秦汉是过渡期,人们认识到“兴”与“比”都有“喻”义,是一种而不是两种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后,“兴”的本质是“感”,各种景物构成意境,抒情言志。不管哪个时期,“兴”的运用都是为了把内蕴的感情引发出来。

北宋帐籍与会计录制度浅析

北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财政收支统计与监管体系,帐籍作为每年地方向中央上交的财政运行状况的总结,一方面反映地方财政收支及完成中央上供状况,为中央制定下一步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官员的述职记录,成为衡量政绩的参考。会计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编订,在特定情况下反映一定时期全国财政状况,以此为主政者制定或修改政策提供借鉴。从宋代帐籍与会计录的相互关系入手,在厘清二者差别、明确二者联系的基础上,反映宋代帐籍与会计录编制的意义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