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历史演进、职能定位和运作机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军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主力部队。红四军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离不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坚强领导。前敌委员会是为组织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设立的党的领导机关,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在反复建立和撤销的流变中逐渐固定为一种正式制度,党建立起以前敌委员会为核心的前敌领导指挥体制。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是军事领导指挥机关、军队自身建设的领导机关和地方革命与政权建设的指导机关,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决策,与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以及对军队各部门的领导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这些共同构成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运作机制,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

土地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建军思想的探索——以红四军新泉整训为考察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党军关系经历了由“先党后军”到“以党领军”的转变过程。以红四军为例,建军初期,军内出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军关系。毛泽东等人经过调查研究,决定从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两方面进行整训,并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解决了红四军内部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认识分歧。这标志着中共完成了从“先党后军”到“以党领军”的认识发展过程,而新泉整训在该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独特历史作用。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经济逻辑与红四军发展方向的抉择(1928—1930)

1928—1930年红四军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转战赣南、闽西等地打游击,再到建立中央苏区,其军事行动背后包含了清晰的经济逻辑。首先,兵源与财源作为红军发展军事力量的两个必要条件常常难以兼顾,二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红四军在各地的攻防转换。其次,军事压力与经济封锁对红四军的行军动向影响明显,寻找财源和恢复根据地区域与外部的贸易交通是红军军事行动的重要考量。再次,红四军对经济问题的考量也影响到其战略战术选择,其波浪式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即明显受此影响。总之,毛泽东等人着眼于中国本土社会经济结构,创造性地将特定经济逻辑运用于红四军军事行动中,实现了苏维埃革命的中国化。

川陕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探析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因军事行动的失利和粮食危机的加剧开始了战略转移,川陕边区因其物产相对丰富而承接了红军建立稳固苏区的需求。然而,得益于川北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禀赋和身处相对松散的地方军阀统治结构中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也曾数次为粮食供应问题所困扰。为应对粮食危机,川陕省委相继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度缓解了苏区的粮食危机。形势好转未久,红军在旷日持久的反“围剿”中逐步收缩阵地,苏区陷入资源消耗战陷阱,苏区粮食供应再次趋于紧张,红四方面军也不得不向川陕甘交界地带发展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随着川陕苏区发展生产的尝试和经略“川陕甘边区”计划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已成合围之势,苏区粮食依旧匮乏,红军也被迫撤离川陕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盐城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具有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当从盐城红色文化资源充分融入课堂、推进红色校园文化建设、组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三方面,通过盐城本地红色资源的融入,切实提高盐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激发广大盐城学子将自身的爱国情合理转化、将强国志充分激化、将报国行落在实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尽自己的一份力。

论川陕苏区创建的艰巨性

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川陕苏区,在创建中却体现出比其它苏区更为突出的艰巨性,主要的困难有:富源上的劣势、革命基础和地方党力量的薄弱及频繁军事斗争造成供给困难的加剧。正视川陕苏区在创建中所面临的艰难,才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川陕苏区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分量,也才能更加深刻体验到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新四军的由来和铁军精神

新四军来自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他们继承了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和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光荣传统,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孕育和铸造了铁军精神,在华中地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卓越功勋,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其领导机构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并在党内和军内引发过激烈的争议。本文对红四军逐渐确立起以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部队及其割据地区党组织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由此一方面探究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地方党组织不同的体现形式和运作特点,另一方面又分析了主力红军与从省委到特委的各级地方党组织之间复杂的关系。本文对以红四军为代表的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的研究,旨在丰富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支配方式的建立过程的理解。

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并将川陕苏区扩大到茂县、汶川、松潘、理县及大小金川流域,红军在所占领地区瓦解土司政权,解放"娃子",夺取土司控制的粮食,分掉大土司的土地房屋,赢得了各族民众支持,但却遭到了川西北土司土官一致强烈的对抗。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转战并进入康北地区以后,将打击土司的政策调整为联合或者中立土司的政策,以致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情况。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根本原因则是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当然,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以及康北的客观形势使红四方面军不可能与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

川陕苏区时期的群团组织与红四方面军后勤保障研究

川陕苏区在其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红四方面军多数时间都在与敌作战,斗争频繁。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富有成效的群团组织建设,采取取之于敌、筹之于民、白区秘密采购或换购等诸多筹措方法,在对敌作战过程中把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挥和凝聚起来,从而为红四方面军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极大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木门会议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军队建设

木门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军事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红军队伍的壮大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以及后来的反敌"六路围攻"取得全面胜利,都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红四方面军的扩编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加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军长征途中的革命歌谣与宣传动员——以红四方面军为中心的考察

革命文艺是中共革命事业的重要元素。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创建的红军在苏区斗争中形成了运用革命歌谣宣传动员的传统。由于反"围剿"战斗失利,数支较大的苏区红军先后长征转移。长征途中红军尤其重视部队的宣传动员工作,建立了完善的文艺宣传机构,宣传形式多样,革命歌谣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的重要武器。以红四方面军为例,革命歌谣在长征途中激励将士行军、鼓动红军战斗、策反敌方士兵、动员民众拥军、团结兄弟部队等宣传动员中发挥了重要功用,是革命文艺运用于宣传动员的成功实践。

略论川陕苏区的生产动员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苏区后,面对川陕苏区贫弱的经济力及土地革命中"左"倾错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生产动员。从生产动员的结果来看,它有力地保障了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动员终究不是纯粹的经济工作,它所呈现出更多的是政治军事性,故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同巨大的革命支出之间的矛盾。

论红军转战期间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川陕革命根据地为例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被迫撤离原有革命根据地,在转战中到达完全陌生之地,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典型代表。由于新革命根据地原有党和群众组织基础的薄弱,使根据地的创建不得不完全依赖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开辟后,在保持苏维埃革命共同模式的同时,还因地制宜采取有力措施,成功克服了转战中创建的新根据地的劣势,使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

身体、口号与权力规训——身体史视野下的红四军口号问题研究(1928～1930)

在红四军转战井冈山、赣南、闽西过程中,其口号存在两种形式,一种为公开口号,一种为内部口号。前者比重大,接受面主要为民众、红军和白军;后者比重小,主要在党内高层以及各大红军指战员、官兵中传播。两种方式的背后,“身体”贯穿其中:一来,战争导致的身体缺失、白色恐怖导致的身体反动推动了口号的大量生产,以致于红四军公开口号的着力点即在于对可争取民众身体之“痛”的唤醒,借此找准“痛”的来源,以高亢且充满“痛”感的语言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认同革命纪律,规训与塑造革命所需要的身体;二来,红四军内部口号伴随着战争中的共产党人身体对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的信息接收和认知,体现着中共党人、军人身体对权力的顺从或抗拒,以此揭示内部分歧的同时,也昭示着内部共识。

“古田会议”与苏区党的思想建设

"古田会议"召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红四军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问题。针对当时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将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当然,上述方案对当时苏区的党建工作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四军红色文化育人的实践路径与时代价值

新四军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创造的具有鲜明特色、内涵丰富的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优秀资源,尤其是高校文化育人的宝贵资源。作为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根本任务的高等学校,应主动结合本地丰富的新四军红色文化资源,夯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筑牢学生理想信念精神家园;精心组织新四军红色文化实践项目,打造立德树人教研团队,多路径融入教学实践,以增强高校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坚定青年学生的“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红色文化的思想政治育人功能。

新泉整训与红军早期的党和军队建设

新泉整训正值毛泽东上井冈山开辟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两年之际。这两年既可视为红军初创时期,也是党的幼年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红军的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探索。从井冈山斗争到新泉整训,再到古田会议,探索在总体上是顺利的,最后在不同意见争论基础上和党中央的引导下形成共识,红四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新泉整训为伟大的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使之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起了奠基作用,功不可没。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川陕苏区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开辟、发展和不断壮大,关键在于红四方面军不断取得战事的胜利。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与其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系密切。红四方面军自入川后,围绕不同时段的中心任务,不断地开展、调整、完善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军事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革命史上悲壮而辉煌的篇章

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始至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有力地掩护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了中国革命战争由低潮进入高潮，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构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