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相应”视域中的汉藏医文化渊流关系阐释

汉医与藏医在“天人相应”思想的关照下,在独立传承、相互借鉴、相互勾连的过程中,在文化要素上呈现出诸多勾连,具体表现在“天人相应”思想在二者文化起源(生活与巫术)、思维方式(经验思维与意象思维)、诊疗方法、用药等方面的映现,并在病因病机、养生指导、医生医德等方面呈现出互通之处。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的渊流关系,中华各民族千百年的发展进程,是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共同建设文明团结、和谐美丽生存环境的过程。从汉医和藏医文化交集的历史上,足见汉医和藏医皆为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地理空间内在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并通过地方性知识生成了主体共性共在下的差异化医学知识谱系。

明代士人的秩序追求与探索心态——以灾害解读为视角

灾害是传统的政治文化符号,常被明人借之以解读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自然关系。明代士人对各类灾害的解读,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无奈情绪,也寄托了调整合理的政治秩序、维护儒家传统道德秩序和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等多种内心夙愿。以灾为镜像的时代认知方式,不仅为明人积极诠释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提供展现平台,还推进了对人性论的阐发和思考进程。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

庄子“人与天一”的生态解读

天人合一思想被庄子具体表述为"人与天一",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庄子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为培育"生态大我"、"生态平等"等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有助于调和当代生态哲学中人和自然价值的争论。但其在实践层面也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理论上的"曲高和寡"导致其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思想上的消极无为倾向容易导致人们在实践上的无所作为。并且,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其被赋予了较多的政治伦理意蕴。

荀子“类”观念及其在经典诠释中的运用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类"观念及其"知通统类"之道的基础上,把五经的不同艺术特色做了划分;提出了以"正声"或"雅声"为标准的文艺批评观;将"成文而类"看成言辞辩说的最高标准。荀子的这一贡献,为儒家经典典籍及经典诠释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董仲舒天人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哲学是董仲舒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感相应,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以天释仁,认为天之美在仁,仁之美在和,这是其生态思想的生发核心;政治生态方面,董仲舒重视天心民意,在天、君、民之间构建生态平衡机制。在现代生态文明的思想框架下,重新审视董仲舒在不同层面建构的天人哲学理论,发现其不仅适应和满足了汉代社会的政治需求,而且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对于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超越历史的深远意义和借鉴价值。

“文本于天”——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奉天而法古”是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奉天”即法天道,“法古”即法圣人经典之道,这蕴含着“文本于天”的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来源。其二,董仲舒认为天人同类相应,即天人在道德、情感等方面相感应、感通,这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追求。天人同类相应不仅仅是隐喻方法,更是思维方式,把古人的内心世界(德性、情感)与天地的外部世界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三,董仲舒“《诗》无达诂”的思想,揭示了文本解释中的一般特征,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文本没有恒常不变的原义,文本的意义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解释者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文本。其四,董仲舒指出《春秋》文本的基本特征——“微言大义”,也构成了他的解释方法:一是《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深层义有间距性,解释者由文辞的字面义入手,又要突破其字面义而把握其深层义,“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二是《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背离,即“微言”“讳”,要求解释者推见至隐,以把握事实的真相及其隐含大义。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

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古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