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殿更名考论

史载宋徽宗重和二年(1119年)改元为宣和元年,宣和殿随之改名为保和殿。文章通过对宣和殿与保和殿相关史料的重新梳理发现:宣和元年之后的史料记载中仍存在宣和殿,与保和殿同见于宣和初年后史料中,而带宣和殿职事官,自宣和初年改为带保和殿职事官后再无记载,出现在史料记载中的只有带保和殿职事官。笔者据此认为宣和元年随改元一起改名的只是带宣和殿的职事官名,宣和殿具体殿名未改,而重和二年的改元正是徽宗以其所久居的殿名“宣和”为名。

关于周文王的即位与称王——读清华简《保训》札记

根据传世文献,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号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改元。是否改元,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寻。清华简《保训》如果确为周文王遗嘱,其中"惟王五十年"一语,可以证明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但不足以证明他从即位之年就已经称王了。

昭祥纳瑞抑或维稳消灾:改元制度功能的再分析——基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分析

改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古代统治者昭祥纳瑞的工具。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改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维稳消灾。改元是古代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为探究中国古代改元制度,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改元制度,研究改元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功能。研究发现,改元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队伍重整——诉求满足——思想控制——政策调整——反省敬天这五项制度的动态交互构成了改元制度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改元制度所具有的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社会结构、营造社会氛围、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进行改元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客体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同时还重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无论是引导规范客体行为,还是约束主体行为,改元制度都起到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关于中国的王位纪年

中国在商代之前，无纪年法，亦无纪年。西周成王以后，采取以君王在位年数为序的王位纪年法。其中个别诸侯升王改元，年数从新计算，这才产生了前元、后元之分。汉初为了术数的忌讳，怕遇到“12”这个数字，所以就几年一改元，于是有前元、中元、后元之称。汉武帝时，提出以“天瑞”今年，但一般都是先改元，然后追命年号，甚至有改元后没有命年号的。改元、建元都在年初，新君即位，不逾年不改元。但东汉以后，开年中建元、改元之例，才不管什么遗年不逾年了。唐代有皇帝创改元最多纪录，武则天的年号就有17个之多。明清时代，才一帝一年号。辛亥革命取消年号，以建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改用公历，结束了以国纪年的历史。

梅尧臣以文为诗的特征体现

梅尧臣诗歌中的以文为诗体现为意义层面的和形成层面的。所谓意义层面的以文为诗,体现在意识指向上"尚理趣,善议论"的特征,还体现在以典故入论上。形成层面的以文为诗则体现在诗歌谋篇布局的散文化上;诗题的长短变化上;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上,特别是引虚字入诗上。除用量多外,梅诗还偏爱某些虚字,如我们考察出梅尧臣自嘉祐二年以后便常用"不""无""莫"等否定词煞尾;最后还体现在梅诗节奏的与众不同上。

古代日本对中国革命思想的接受和变异

革命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理论来源。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古代日本也接受了中国的革命思想,成为古代日本更改年号、皇位更迭、幕府和皇室角逐国家实权、诸侯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思想依据。然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并未出现改朝换代的现象,因此,日本的革命思想并非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异姓革命",而是在保存皇室的前提下,解释日本实际掌权者的更替现象,如幕府控制国家权力,天皇推翻幕府等。

略论西夏年号与改元

西夏年号作为番汉文化杂糅的产物,内涵丰富。年号命名用字多为吉祥祈福字眼,带"天"字的年号较多。西夏年号与前朝年号有一定重复。就西夏改元来看,可以分为新君即位改元和中途改元,新君即位改元存在同年改元与逾年改元并存的现象。中途改元包括重大政治事件改元、避讳改元、祈福消灾改元等。西夏前期改元频繁,自仁宗以降,改元频率变低。年号与改元反映着西夏的政局变动与政治走向,客观上对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恢复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改元与年号文化刍议

即位改元由来已久,远至殷商,而改元并命名年号则始于汉代武帝时期。自西汉至清亡的2000多年里,年号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中扮演过重要的作用,而且还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域外地区。从改元与年号的源起、改元原因、年号的作用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对年号文化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两宋年号引《易》探析

两宋319年的历史中,共使用了57个年号,其中有12个或取材自《周易》,或与《周易》有密切关联,可见《周易》对两宋年号影响之深。有别于前代的固定用法,两宋年号对《周易》的取材存在自由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首先是由于宋代朝野对儒学的推崇,导致大量取材于儒家经典的年号出现;其次在于《周易》沟通天人的儒家经典属性,促使取材于《周易》的年号比重较大;最后则是因为宋代义理化的经学诠释倾向,促成了《周易》在宋代年号中不同于前朝的存在样态。

试论西夏年号中的中国认同

西夏历史上对中国有着高度认同,这种认同在西夏年号中亦有体现。西夏年号中的承唐思想体现了西夏对唐王朝的政治认同。年号与改元所涉及到的君权天授、天人感应、为政以德等思想反映出西夏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从年号用字与引文来看,西夏年号多取自儒家经典,体现了西夏对儒学的吸收与认同。西夏年号中的中国认同为西夏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注解。

西夏天盛年号纪年时间辨析

出土西夏文献中保存了一批可用于研究西夏纪年的材料,通过对西夏天盛年号纪年材料的爬梳,结合夏仁宗天盛末期西夏政局和乾祐改元动因可知,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号并非《宋史·夏国传》中记载的二十一年,而是有二十二年,纪年时间为己巳—庚寅(1149-1170)。夏仁宗于天盛二十二年八月诛杀任得敬后改元乾祐,乾祐元年与天盛二十二年乃同一年,该年干支为庚寅,换算成公元纪年则是117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辛亥革命纪念章研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划时代意义。民国成立之初,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制作、颁发了不少辛亥革命纪念章。大部分辛亥革命纪念章的主图案为革命旗帜,主要有十八星旗或五色旗,还有不少是二者交叉兼用的。如果从纪念主题上来说,辛亥革命纪念章大体可以分为光复纪念章、中华民国纪念章和改元纪念章三类。辛亥革命纪念章的旗帜图案和文字主题虽然样式各异,但其中含有民国色彩的较为常见,如五色旗的背景图案、共和与改元的纪念主题,而带有浓厚"排满"元素的并不多见。这种差异性和集中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辛亥革命阵营中革命派与立宪派对民族主义价值理解的分歧,及其"排满"逐渐让位于以创建民国与五族共和作为主流宣传的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