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

宽严相济政策兼顾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基于对犯罪形成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强调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极为注重宽严并举与宽严救济,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刑事公正与效率。而轻轻重重政策以保护社会的价值理念为主导,形成于犯罪日益严重的社会事实背景,强调宽严两极发展的思想与制度,从而轻者相对去之而重者移向中心,构成新的重重阶位的刑事公正与效率。

国际侦查合作基本特征简论

基于广义刑事诉讼程序线性结构纵向的视角,将审前(或控前)以刑事侦查为核心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诸事项加以切分与组合而提出国际侦查合作概念,有助于重新构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理论基础,还原这一问题的诉讼法本质。从刑事诉讼阶段和国际合作的双重属性出发,将国际侦查合作归纳出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适用、成文法与原则、惯例互为补充、司法性与行政性高度融合和以高效便捷为发展方向四个基本特征,丰富了这一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本体性内容。

犯罪定义的疑惑与思考

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中规定:犯罪是“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同时又规定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应当受刑罚处罚与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涵义不同,以致在司法实践中和学理上都令人产生疑惑。犯罪最基本的特征是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法律特征中的“应受刑罚惩罚性”以“应负刑事责任性”取代更为确切。另外,在刑法中应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已满十四周岁降为已满十三周岁。

缓刑制度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基本消失为适用前提的行刑制度。虽然刑法界对缓刑制度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同,但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裁量与行刑的双重属性。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是与自由刑的广泛适用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我国的缓刑制度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它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缓刑制度而制定的。它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社会性质,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目前我国的缓刑制度与其他一些国家关于缓刑条件的规定相比,是比较科学的、合理的。它既考虑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因素,又考虑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的主观因素,既考虑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又考虑了其平时的一贯表现和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能性。

刑罚基本特性诠释: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

刑罚基本特性涵盖了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刑罚确定性为刑罚灵活性划定了权力边界,刑罚灵活性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应受到刑罚确定性的制约;刑罚灵活性又是对刑罚确定性的有益补充,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和修复刑罚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刑罚立法上和刑事司法上的"真空"。刑罚确定性与刑罚灵活性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的提出正是为了消解和克服这种紧张关系。刑罚适应性命题在法律逻辑与法律思维上强调一种体系化思考,更加注重对刑罚实践中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并以此积极回应刑罚实践理性的各种价值诉求。

司法裁判视野下的“套路贷”犯罪的实证分析——以805份判决书为考察样本

“套路贷”是民间借贷行为的异化,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805份判决书为考察样本分析“套路贷”犯罪的现状,发现“套路贷”犯罪在作案手段、侵害法益、犯罪主体、犯罪对象方面呈现“四化四性”的新型特征。治理“套路贷”犯罪的关键在于源头预防,即营造良好的借贷环境;在过程控制中要健全民刑衔接机制,加强侦查协作;末端惩治时要分析法益,区分个体,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定罪量刑。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达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60年的演进

建国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的罪刑不是法定的。我们应该肯定罪刑法定原则是1979年刑法的基本原则,类推实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和例外。罪刑法定原则在1997年刑法中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刑法已经向现代化的刑法迈进,标志着法治国家的建设在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层面得到了原则的实现,其价值意义不可估量。作为刑事法治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无疑与我国刑法领域逐步形成的民权刑法理念、谦抑刑法理念等具有密切关系。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与其他国家地区不应有根本区别,其实质体现的仍然是"一点论",即"不定罪、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所要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有利于被告人",也即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从保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提出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