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化与开放性——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及其启示

20世纪中期起,西方学术界围绕着“17世纪普遍危机”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促进了对近代早期欧洲史的理解。透过其研究历程,我们从中可得到诸多启示。

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历代王朝失序瓦解重构的因果关系依然发生作用。同时,这次王朝更替发生在17世纪中叶,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复因时逢全球气候变冷,北半球温带农业生产水平普遍降低,中国与其他气候类似地区的经济低迷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震荡具有共时性和背景相似性。此次变革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中华文明聚合运动的基本完成。鼎革之后,中国帝制体系经历又一轮强化,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综合而言,该时代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变动相互关联、主题有重合也有差别,并不在同一轨道上。晚近学术界受全球史观影响,比前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以满汉族群角色为轴心对明清两代关系的论说也不及在中华文明长期内聚运动视角下审议更具透视力。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是易于引起误解的。

1640～1667年间澳门与望加锡之贸易

1640年前澳门的经济基本上取决于与日本和中国的贸易,但也与马尼拉、东南亚和果阿的贸易息息相关。葡萄牙人从广州购买大量丝绸,主要运往日本销售。较少量丝绸份额则流向马尼拉和其他地区市场。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日本人,都用中国大量需求的白银购买丝绸。当然,不是所有的丝绸—白银交易都有葡萄牙人的份。在马尼拉与福建港口之间,中国人独揽了丝绸与白银的直接交易。尽管中国实施海禁,但在日本长崎与中国沿海仍存在着活跃的私人贸易。荷兰人同样积极插手丝绸—白银贸易。他们从中国商人手上买入丝绸,或者从被截获的葡萄牙船只或走私者那里弄到丝绸。有部分荷兰人把从日本弄来的白银通过同样的地下渠道带入中国。最终,为数不少的白银由欧洲流入中国。

“17世纪普遍危机”中的英国商人塞缪尔·詹克

塞缪尔·詹克是17世纪英国的一名商人,他的日记和信件为我们了解“17世纪普遍危机”中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这些文本由詹克和詹克的家人、朋友、合伙人写成,旨在处理日常生活和商业交易,它们是研究普通人的最佳史料。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的大背景下,身为新教徒的詹克和父亲遭受宗教迫害,不得已从家乡莱伊镇逃往伦敦。詹克走上商人之路,从事汇票交易,开拓与法国和爱尔兰的海外贸易。威廉三世即位后,摆脱宗教迫害的詹克又遭到对法战争的阻隔,无法继续海外贸易,转而在时处“金融革命”的伦敦寻找新商机。最终,詹克摆脱个人危机,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力量的积累。透过全球微观史的视角,詹克从一名地方商人,渐渐成长为具有全球视野的海外贸易商。詹克的个人经历象征一种变动和革新,这种危机和机遇共存的特征不仅代表的是他自身,更是17世纪英国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