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Class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Yangzhou Home Garden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870-1930),the social classes in Yangzhou were basically dominated by officials,businessmen,and scholars.In the building number,scale,and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their home gardens,these three classes were different,reflecting abundant connotation of characteristic of the time and regional culture,revealing the inheritance path of Yangzhou culture,as well as the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home gardens in Yangzhou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档案之外:晚清江南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以杜凤治《归田日记》为素材

清代中国的纠纷解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从纠纷双方自行协商,到邀请绅耆、亲友、中保以及邻里居中调解息争,再到告官审断;纵然告官审断,仍不排除民间调解的同时并进。在判牍与司法档案中,虽可看到民间调解与官府审断的互动,却极难知晓民间调解的具体细节,更难读到纠纷发生之后,双方应对纠纷、解决纠纷的方法与策略;而在告官审断之时之中之后,必须考量各种影响诉讼胜负的复杂因素,诸如两造身份、财力、官场人脉、诉讼成本、未来利益,以及承审官员的性情、偏好、能力与贪廉。但是,晚清江南绅士杜凤治的《归田日记》,却为读者提供了这些方面的详尽记载,使读者有机会深入考察纠纷解决的各个环节,以及影响诉讼的各种因素,或可弥补判牍与档案的不足。

启蒙的顿挫:晚清天津半日学堂的兴衰历程述论

晚清天津士绅因应启蒙思潮,率先在津创办半日学堂,揭开了清季全国兴办半日学堂的序幕。但在实际办学中,天津兴学士绅严格限定半日学堂的招生对象,致使启蒙范围大幅缩小。同时,各半日学堂还面临风气不开的挑战,学生流动率高、生不足额客观上影响了半日学堂的启蒙效果。更为关键的是,“癸卯学制”颁行后,兴学士绅根据学制增设了多门课程,这无疑加重了半日学堂的办学负担,最终导致大多数半日学堂在开办后不久便停办或归并,下层启蒙就此失去了宿身的重要机体。可见,天津士绅在半日学堂上寄托的下层启蒙理想,在复杂的实践中遭遇了顿挫。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论明清士绅研究的演进脉络——兼谈从“富民”观察“士绅”的重要意义

近80年以来的明清士绅研究,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官僚制、土地占有形态及相应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国家统治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基层社会、地方民众相结合,形成双轨政治论、真空填补论和家乡情结论;或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观察士绅阶层的兴起、持续与衰落过程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将士绅等精英群体与特定“场”或“场域”相结合,形成地域社会论和地方策略等场域精英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从国家、社会到地域,从身份论转向功能论,以及从政策决定到资源策略等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逻辑的变化。而从“富民”观察“士绅”,有利于从宋元明清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来揭示明清士绅的社会属性,避免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性、身份性和策略性等因素的过分偏向。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转型。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清代晚期的士绅阶层与地方社会——以黄河流域河道治理及水患应对为中心考察

咸丰年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河道无所归依,决溢严重,而彼时的清政府无暇顾及河务,于是治河主体被迫由政府下移到地方。与政府职能不断萎缩退化相对应,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却在不断增强,逐步成为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基石。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科举制度最后的“辉煌”:清末科举改章与校士馆的考课

对于依赖科举晋身的清末士子而言,1901年启动的科举改章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作为应对之策,此时兴起的校士馆招收未入学堂的旧学士子入馆肄业,专门对标科举新规展开考课。科举废除之前,校士馆一度盛行全国。清末校士馆考课形式的守旧与考课内容的趋新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对于落实科举改章要求的新学,收效不大,但在科举考试难度增大以及科举制度可能随时废止之时,契合了应试士子的现实需求。科举时代的各种教育机构,虽行服务科举之实,却未如清末校士馆一般直接借用科举考场之名,明确标榜“校士”属性,强调专为科举而设。按照传统正名理路,清末校士馆对于科举制度有着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意味着科举制度行将废止之际最后的辉煌时刻。

城市边缘:清末民初汉口码头的公共空间及下层民众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是近代全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安、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及商品贸易发展、人口大量迁徙的大背景下,汉口码头作为城市货物运输的重要关卡,五方杂处、中外交汇,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社区。汉口码头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有其独特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此空间内边缘群体的来源及构成,使汉口码头充满冲突与融合,在解决纠纷的方式上,也能看到民间团体自治与政府治理间的互动。

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得与失

文章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廷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它拓宽了太平天国运动史的研究视野,对全面认识晚清政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

清初抑绅权。此后的二百余年里,在籍绅士居于国家权力的规范之下,大半都不再有搅动地方的力量。迨太平天国起东南,地方官以守土为责分,从而不得不以募勇筹饷为要务。但募勇筹饷都要由绅士来承担,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又成了国家权力重新扶植绅权的过程。随后五十年,被扶植起来的绅权一面同官府合作,一面又在伸张和扩张之中同官府颉颃。而当灌入的西潮催化社会嬗蜕之日,这种古老的东西又获得了原本所没有的新义。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清末民初汲县绅士报效梓里活动述略

绅士群体是史学界较为关注的课题,不过中原绅士研究相形落伍。清末民初河南省汲县绅士在家乡发展中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参与地方政事——改大户局为车马局,总董李敏修等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汲县人民的负担;倡领社会风尚,如掀起办学、读书热,择善友而从之等;热心公益事业,如兴办义学,兴建义仓等。绅士的历史地位,应予以充分肯定,所谓绅士"劣质化"的论断,值得反思。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借法自强”的主张及其实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是对传统封建旧法的否定和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积极回应。它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 ,表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主要内容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西方 ;在 19世纪 6 0年以后体现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为主 ,以资本主义的科技发明为辅。地主阶级改革派将“借法自强”主张付诸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了解、介绍和宣传西方阶段 ;19世纪 6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阶段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阶段。

“中体西用”之外的“参酌中用”:张之洞办学实务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作为晚清中国主流的文化观,“中体西用”论对“新政”改革影响深远,尤其在“学务”方面,经张之洞的提倡而成为“新教育”体系的首要办学原则。唯这一学理层面的思想言说,固然是张之洞“参酌中、东、西”的办学实务之主体,但不必是全部。以“实践中的主义”为视角,将张之洞戊戌变法以降的办学努力回置到他整个一生的办学履迹中,通过追溯“新教育”的“品行”课源流,梳理中小学堂经学教法方案的嬗替,关注张氏在“中体”、“西用”光环下低调而务实地“参酌中用”并探寻中西“通性”的办学努力,从细节入手,落实到具体人和事,应能增进对“中体西用”言说以及晚清“新教育”建制(尤其是西式学堂办法与“旧式书院”的实际关联)的全面理解,或也有助于我们稍更深入地认知张之洞这位晚清重臣办学理念的前后沿承与嬗替。

明清士绅阶层的灾害应对研究:以皖江流域乡村为例

明清时期士绅直接控制乡村是其参与行政的主要方式,一般通过经济、文化力控制乡村。当灾害发生后,士绅阶层一般积极参与灾害赈济,弥补了官府的不足。明清时期皖江流域水旱灾害频仍,士绅阶层积极参与灾害救济,主要方式有赈济灾民、社仓平籴、安置流民、参与筹建慈善机构、兴修水利、替难民向官府请命等。

淮系士绅与晚清庐州社会秩序重建

晚清以来,庐州社会经过长时间的灾害与战争摧残,民生重困,乱象已成,传统社会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着晚清淮军士绅的发展壮大,他们在基层社会保障、教化乡里、儒学传承等领域的理念传播与社会实践为晚清安徽社会带来一股劲风。他们的言论和具体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基层社会格局的演进与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