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赋能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广州市S街道的分析

“流入易融入难”已成为城市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互嵌互构为强化基层政府与流动人口的联结,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提供了平台和载体支持。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通过主体、行动和功能互嵌加强了组织间的连带关系,各类行动子群的内聚性得到提高。中心行动子群及其关系网络相互构建,细化了社区融合治理网络,扩大了流动人口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增强了组织支持力度,促进流动人口全面融入。基层政府应通过强化嵌入式治理,加强党建带群建,完善组织间互嵌互构协作机制,嵌入数字化技术方法,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等方式推动流动党支部与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区融合治理,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行为与半城市化现象——基于21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鉴于21个大中型城市面板数据,分别利用静态OLS和动态GMM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市中的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度显著提高了半城市化率,偏向生产的公共支出结构不利于城市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增加,增大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公共福利体系的难度;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半城市化率;人均财政收支缺口的增加则倾向于提高半城市化率。缓解当前城市中的半城市化现象,需要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行为入手,通过完善财税体制和地方官员晋升制度,激励地方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福利。

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8个城市的社会调查,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初步探析了影响群体就业质量的相关因素。结果发现:从教育水平来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代际、户籍、民族结构方面存在社会分化现象,这决定了群体内部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分布;从外出务工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外出流动趋于长期化、家庭化、定居化,三分之二的人口使用乡土社会资本获得工作;从就业状况来看,务工、经商的经济性动因是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非正式就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决定了群体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基于上述分析,政府需要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内部的社会分化,制定差异性与针对性强的保障措施;在关注他们的结构适应问题的同时,还要重视他们的文化适应问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与改善社会资本的方式,推动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正式就业领域。

政府行为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

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工三个主体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与个人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博弈均衡解是不同的,博弈均衡(阻碍,阻碍,不成为市民)在我国长期占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农民工市民化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工三个主体利益的不一致,根本原因却是财政分权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等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方式。

新户籍制度视域下人口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探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文章从新刻籍制度视角出发探讨我国人口城镇化现实路径问题,认为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门槛、破除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难题、促进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口相互认同、建设包容型性城市文化并形成合力,以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将有效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城市外来老年人口聚居区社会管理创新

外来老年人口聚居区正悄然形成,并在区位优势、功能设施配置、人口基本构成、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方面有独特的表现。由于老年流动人口在正式支持、医疗资源和养老支持等方面有迫切需求,因此,社会管理主体应秉持积极的社会管理理念,探索显形管理、开放管理、小团体培育和智慧社区等实践方法和手段,满足老年流动人口的正当需要,推进城市社区和谐发展。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保障的问题及对策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保障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民族平等与团结,需引起重视。当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存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业权、文化教育权、享受社会福利和救济权等仍得不到充分保障等问题,需要通过加大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宣传教育以及强化他们的自身能力等对策加以解决。

农业转移人口公民化与城市治理秩序重建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如何融入城市社会,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战略,更侧重于阶层定位而非法律定位、策略性选择而非制度性安排,是一种分列式方案而非一体化布局,存在诸多局限和问题。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宏观背景出发,城市化中农业转移人口应从市民化转向公民化,着力于公民角色、参政空间、文化兼容和一体格局的建设和拓展。"公民化"有利于促进制度认同、公共参与和自律秩序的形成,从而形成多元治理秩序。只有实现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公民化,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城市治理秩序,从而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