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论《会昌一品集》的编订与宣宗朝初年政治格局之关系

李德裕在唐宣宗大中元年编成《会昌一品集》,除了深具史识的因素以外,最直接的编集动机,是他对唐宣宗君臣“务反会昌之政”的不满。李德裕之所以对《会昌一品集》十分重视,并非出于文学艺术层面的考量,其实质是对文集中所收大量制诰的看重。制诰文体最能满足李德裕“润色鸿业”的创作期待心理。加之会昌制诰是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创作的,可视为他本人相业的直接记录。因此,李德裕通过编订文集的方式来保存会昌政绩,彰显自己的相业,从而在唐宣宗初年“务反会昌之政”的氛围下,委婉地达成对唐宣宗君臣的“反抗”。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论袁宏道《潇碧堂集》对苏轼的接受

在明代轻视宋诗的大背景下,袁宏道推崇苏轼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袁宏道《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文集都可以反映出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潇碧堂集》作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是袁宏道柳浪乡居时期的诗文结集。柳浪乡居期间,袁宏道与苏轼产生了更深的精神联系,这段时间也是袁宏道接纳和学习苏轼最重要的时期。袁宏道对苏轼的接受影响到了苏轼诗文在晚明文坛的流行,进一步又影响到了明末清初宋诗风气的兴起。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考论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以描述、彰显和定位其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显赫功绩。相对于曹之、王德毅两位学界前辈的已有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对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的实证进行研究,并且以新的材料和视野使之有所推进,以唐集在宋代之整理与流传的若干问题为契机,考究出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颜真卿集、李白集、杜甫集、李邕集、钱起集、孟郊集、刘禹锡集、鲍溶集、秦系集、李德裕集。

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

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盛唐和中晚唐可能也存在太常卿采诗制度,唐无采诗之说不确。元白创作新乐府,其直接背景即是初唐既已存在的采诗制度,白居易希望在中唐恢复采诗制度,以使其新乐府在流传到民间后为朝廷所采集,从而起到讽谏的作用。但元白新乐府最终未曾入乐。

唐代作家并称的语言符号秩序与文学评论意义

并称是唐代文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中的一种习见现象。如何并称,关乎语言符号秩序,而并称现象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评论意义。如果说并称是抽象、浓缩的符号,阐释就是不可缺少的意义还原,通过还原实现对选择对象的再选择和淘汰,以达成文学经典化的推进。从并称的出现,到意义的生成,价值的确认,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些并称对象进入了唐代主流作家群体,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而另一些对象则在"循名责实"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其中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而无论必然,抑或偶然,作为唐代文学史的资源,总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宋代书铺再认识

宋代书铺大致有刊书售书、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型及兼及二者三类。它萌芽于唐代中后期,至迟在北宋仁宗庆历时已形成规模,北宋末年已出现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书铺。书铺(指专门从事社会服务者)不是法定的国家机构,而是凭藉某种资格在民众、政府及民众与政府之间开展业务,获取薪酬的民间组织,并不是"公证机构"。书铺的出现及其发展,揭示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唐宋之际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居中协调、处理官民及他们之间利益的民间组织,而书铺就是它们中的突出代表者。而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不仅是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体现,更是宋代社会显著进步的重要表征。

唐代别集编撰的特点

唐代是我国图书编撰的兴盛时期 ,文章从严肃性、普遍性。

唐代蕃州朝集制度试探

唐代蕃州朝集有两种形式,即朝集京师与朝集都督府,具有四夷万国朝贺的色彩。由于唐代羁縻州数量众多,每州朝集往返耗资巨大,朝廷不得不限制朝集人员名额,乃至取消许多边远蕃州的朝集资格,严格限制朝集蕃州数量。在此情况下,蕃州朝集都督府则成为唐朝与蕃州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以及加强统治的重要方式。

试论汉唐之际官方藏书建设的非持续性窘境

中国古代官方藏书作为文化与政治的交叉点,在历史书写中具有重要位置。汉唐之间官方藏书事业建设虽有几次发展高峰,但因为藏书聚集的途径单一封闭、藏书布局的不平衡、藏书利用的局限、藏书机构的不稳定以及藏书价值观的政治性等多种要素合力,最终导致事业发展呈现循环往复的闭环态势,形成了中古时期官方藏书事业非持续性窘境。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论唐代广东私人藏书

简略论述唐代广东私人藏书的时代背景,并介绍书堂、蓬茨、书屋等几个私人藏书的建筑物,及私人藏书的贡献。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倾向

明末的唐诗刊刻多全集、多中晚唐诗集、多汇评合刻本;有明显的整理意识,表现在全唐观念、补充观念、汇总观念;在唐诗学方面,宗尚态度走向调和折衷,研究视角发生转换,批评话语得以更新,出现了分尊四唐或四唐各有其美的多元化倾向。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