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节镇体制研究

辽代节镇体制与晚唐五代一脉相承,与宋代节度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辽代节镇除本州(治州)外,亦下辖支州(属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史·地理志》关于"节度州"统刺史州的说法不够准确,应为"节度使"统州。辽代节镇在行政、军事、财政上直接隶属于中央。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这是唐五代节镇体制与辽代地方分权政治结合的产物。

《唐刺史考全编》订补

《唐刺史考全编》2 0 0 0年 1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付梓的时间较早。因此后来发现的新出土唐人墓志中的若干刺史材料 ,已来不及收入 ;同时 ,还发现书中有个别错误没有改正。考虑到这些材料对唐代文史研究颇为有用 ,也为了不贻误读者 ,现在把已经发现的新的刺史材料和未改正的错误 5 4条发表出来 ,作为《唐刺史考全编》的订补 ,供研究唐代文史的学者参考。文章分三个部分 :一、增补刺史姓名及材料 ;二、增补重要新材料 ;三、订正任职年限和名字。

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以《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镇为中心

陈寅恪先生所谓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实分为两部、河北藩镇成为胡化戎区的论断,如实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别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区的社会普遍心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河北藩镇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来的士子,当地有儒学传统的家族仍承习"世业",从而使得政治军事上似乎"自为一秦"的河北藩镇,仍以文化为媒介与长安皇朝保持着内在联系,墓志资料所见成德镇的情况即为实例。

10至14世纪中期京兆府城城市行政管理研究

10世纪初唐迁都洛阳,原都城长安改建为京兆府城,由此至14世纪中期即元末的460余年中,城市管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五代至北宋,城市中设厢,厢下设坊,以管理城市居民;金代形成了独立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录事司,以城市内部作为管理范围,与附郭县平行地隶属于京兆府;元代继承了金代制度,亦设录事司管理城市,并明确其职能为"掌城中户民之事"。对这一个过程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古代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

试论唐代京兆府的司法权

唐代的京兆府既是一级行政单位 ,又是中央政府机关的所在地 ,因而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其司法权也体现了与这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相一致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京兆府对所辖境内的司法有相对的独立性 。

《唐韦知艺墓志》考释

韦知艺是唐代京兆韦氏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卒于唐长安四年(704),在武则天时期历任官职,其在两《唐书》中无传。《大唐故中大夫使持节箕州诸军事守箕州刺史上护军韦府君墓志之铭》详细记载了韦知艺的家庭世系和生平事迹,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唐代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

“版授”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正规性的任官制度,具有自行任命官员和对高年授职两种不同的含义。这种制度在北朝开始出现,并被隋唐所继承。在唐代,版授制度一直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其中版授高年制度尤具特色。在唐代版授高年的官职中,州级重要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鉴于州级官员在唐代行政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对版授高年中的州级官员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唐代政治制度的某些认识。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资格与程序等定有完备的制度。清咸同以后,督抚多方破坏各种有关州县官任用的定制;州县官委署与补用漫无章程;滥开捐例与滥行保举导致候补人员壅塞,吏治腐败,州县官任职制度因此陷于紊乱。透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紊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主要包括"人治"与"法治"无法协调,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不可避免,以及良性政治不能见容于恶劣社会环境等。

《唐刺史考全编》析疑补正

《唐刺史考全编》是一部颇具影响、广受好评的大著,然亦存在任职系年、史实考辨中的一些问题。本文择其与贬官相关者,析疑补正,希望使之更趋精准和完善。

唐代刺史的税官角色

唐代刺史最重要的使命,无疑是监督州内的税赋并上缴。简单说,唐刺史本质上就是州最高一级的"收税官",跟罗马帝国时代的总督也主掌收税类似。至于其他业务,比如主导州内大型建设工程(疏通河道、兴建桥梁等),招辑逃亡他乡的百姓,开辟新的荒田,甚至祈雨祭神,劝化百姓,乍看之下跟收税无关,其实也都跟税务息息相关,因为这些业务,最后是为了使谷物产量提升,户数增加,百姓生活安定,不再逃亡,最后也将提高州内的税钱收入。刺史的年终考课,基本上以他的税收业绩为依据。

《唐刺史考全编》订补——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

郁贤皓先生所著《唐刺史考全编》是研究唐代刺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但是由于该书出版年代较早,不少新出墓志材料未暇引用。2013年,陕西大唐西市博物馆整理出版《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公布了四百余方新墓志,绝大多数为首次刊布。笔者谨遵《唐刺史考全编》原书体例和编次,对《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新见刺史资料进行整理,以期对唐代刺史研究有所裨益。

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

唐代开州地处偏僻,为唐朝中央贬官逐臣的重要的流放地之一,这反而使这一"蕞尔下州"与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政治、文化人物发生"交集",结下"良缘",并对开州文化地位的提升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唐代流贬开州的士大夫们并没有在这里颓废消沉,而是移风易俗,兴修水利,改善民生,并且创作出了不少富于思想与艺术价值的诗赋作品。他们在艰难忧患中体现了士大夫们可贵的富于儒家政治使命感的政治节操和卓越风范,也为开州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华章,并在渝东北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里,我们将主要考察唐代韦处厚、唐次、崔泰之等几任刺史贬谪开州的背景及其在开州的政治实践及其诗歌创作等。

论唐玄宗朝对两蕃政策及其对幽州的影响

玄宗朝对契丹、奚两蕃采取羁縻怀柔政策,以稳定东北防御局势。在长期的羁縻怀柔政策下,蕃族势力不断被吸收参与到幽州的军事防御中。随着蕃族势力的扩大,逐渐影响了幽州节度地方势力的发展。

清末台湾回族知府洪毓琛与近代台湾建设

在清朝咸丰、同治初年任台湾知府、台湾兵备道的洪毓琛是回族人,他在任期间,经历了台湾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戴潮春反清斗争,他维护了中央在台湾的统治;推动了台湾的开发和近代化建设;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维护台湾各宗教的利益;化解台湾不同移民派系的矛盾,这些都促进了台湾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宋《田成墓志铭》释注暨田世雄相关碑刻举要

甘肃省成县新出土《田成墓志铭》,南宋淳熙二年(1175)镌刻。墓主康州刺史田成,字希圣,系武阶太守田世雄之父。墓志载录北宋末至南宋初,大小战争十余次,涉及姚雄经略河外、平定方腊、姚古河东遮寇、张遇之乱、丁进侵扰淮甸、苗刘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田成墓志铭》由田世雄主持镌刻,陇南武都、成县遗存田世雄相关碑刻甚多。

蜀汉江州都督考

蜀汉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又于腹地江州设一都督,这是基于巴地重要的军事、经济地位的考虑。首任江州都督费观出任于章武二年。因诸葛亮北伐需要,李福任都督时,江州驻军被抽调汉中,因江州无兵可领,李福罢江州都督职。虽然后因诸葛亮病死,北伐大军回撤,但边境的军事形势使江州兵仍不能马上回原地,这导致了自李福罢职到延熙初年邓芝上任间,江州都督是阙置的。

杨谭任桂州刺史时间考辨

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贞观四年的突厥羁縻州

突厥官职中,设因领兵而独树一帜,致使唐朝于贞观四年为突厥设置羁縻州时,就依据颉利可汗、突利可汗、沙钵罗设苏尼失等三大突厥势力的范围而划定行政区划。传世碑文、史料均明确记载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北开州、北抚州、北宁州、北安州等都督府是同时并置的。颉利可汗曾于大利城置牙,后来的定襄都督府的治所就治于大利城。云中都督府治于云中故城。贞观十三年,定襄、云中二府并废。十七年,两府复置于灵、夏地界。

陈鸿《常府君夫人河东柳氏墓志》考辨

《陕西新见唐朝墓志》所录陈鸿《唐故京兆府三原县令常府君夫人河东柳氏墓志并序》一文,在目录中误题为《常无为妻柳氏墓志》。代宗、德宗时期宰相常衮之父常无为曾任三原县丞,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妻张氏,三子偕、衮、裒,故与此墓志所载相关内容全不相合。《河东柳氏墓志》的作者陈鸿即白居易友人、《长恨传》的作者中唐陈鸿。墓志载“三原县令常府君”是陈鸿的伯舅,而陈鸿少长于外家,长庆(821-824)年间任池州刺史,俱是以往所未见的材料。墓志又载河东柳氏三代父祖任官、名讳,亦是有关河东柳氏的新材料。

唐初北陲都护府几则问题辨析

唐代前期,安北、单于都护府有效地管理着铁勒、突厥内附部落,故单于台取名于北方游牧民族牙帐所在,所以迁徙不定。由于铁勒、突厥的杂居、联姻,北陲渐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因而,燕然、单于、瀚海都护府的并置就改为由瀚海、云中二都护府分治大漠南北了。北魏以来,人们已混淆了云中、盛乐的名称,到了唐代,这一混淆更甚,于是误将单于大都护府治所比附于云中故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