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构建:逻辑、挑战和路径

构建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是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团支部和班级三个组织之间寻求育人功能优化和思政价值整合“最大公约数”的必由之路。构建此组织育人共同体具有显然的制度、目标和价值认可逻辑,但也面临着政治和社会角色切换、管理运行与内容需求融合、资源配置转变、发展模式演进等诸多挑战。因此,要在此三个组织自身内部梳理整合的基础上,更多侧重组织间纵向层面的建设理念创新、制度衔接通畅、资源平台整合、队伍优化等方面的有效探索,才能充分发挥出新时代高校党团和班级组织育人共同体在思想引领、制度推进、资源整合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合力。

党组织嵌入能否促进企业ESG表现?——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文章采用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能够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党组织嵌入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具有长期提升的动态效应;党组织嵌入对企业ESG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良好的ESG表现能够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风险。基于此,应建立健全党组织嵌入方式,积极贯彻ESG理念,营造良好的ESG制度环境,制定统一的评价体系,助力企业ESG实践,带动资本市场整体ESG表现提升。

论任弼时关于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

从建党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较长时间从事、领导党的青年工作,对青年组织的作用与地位有着深刻认知,常常从政党发展的大视野去估量和评价共青团的政治价值。从历史进程来看,任弼时的战略性思考在《团员调查表》的填写中发端;在旅莫期间奠定了青年团要依共产国际三大决议坚持党的政治指导的思想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后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初期点明取消团组织的结果“必定是消灭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期间坚决反对先锋主义、青年主义,强调要把青年组织的活动纳入党的政治框架之内;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为即将重建的青年团擘画战略定位;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完成了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战略性思考。任弼时对党的青年组织定位的思考,高屋建瓴,视野宏阔,闪耀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光芒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组织驱动阅读: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研究

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在阅读动因上看是为应对复杂的内外局势;在阅读内容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哲学、军事、文艺和经济等各种马列著作;阅读方式上通过领导干部带头阅读、强调个人自主性阅读和建立较为明确的阅读制度等方式来阅读;在阅读效果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动因、内容、方式、效果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呈现出组织驱动阅读的明显特征。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在借鉴吸收农民传统互助形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采取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方法逐渐将分散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实践证明,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上呈现出显著的效果。总结太行、太岳根据地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组织农民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对话与大众化:陈独秀与区声白来往信函再考察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一场重要论战,陈独秀与区声白以信函形式所展开的学理对话,堪称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催化剂,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区声白在信中回应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并援引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的著作进行理论阐述。陈独秀则将学理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轨道,旨在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性,号召和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随着信件内容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声》等公开发表,这场事关话语优势地位之争的学理对话引起社会思想的震动,并且导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改组。而从学理阐释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陈、区的三次来往信函,有助于窥探20世纪初期社会思想激烈交锋的历史场景,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历史样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的历程作一重要补充和注解。

大革命时期第一、二届广州农讲所与广东各地方党组织建立探析

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地方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共合作初期,广东党组织发展缓慢,直到1925年初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密切相关。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特别是第一、二届学员在广东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届学员深受国共两党高层的重视,毕业后多数被委派为农民部特派员这一要职,加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促使他们为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历史回顾

为适应形势任务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着重提高团结农民群众争取革命胜利的能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着重提高组织群众进行生产建设的能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着重增强凝聚农民群众进行改革创新和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着重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彰显其坚强战斗堡垒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丰富经验为新时代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方法启示。

中共山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1921-1927)

山西早期党组织成立于1924年,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党组织初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的蔚然兴起阶段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阶段。山西党组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一系列工农运动,点燃了三晋大地的革命火种,为后续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山西早期党组织的历史特点、经验启示也为新时代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idelights on Asian Political Parties'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

The Asian Political Parties’Silk Road Special Conference on the Silk Road,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was held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14 to 16,2015.Delegates had an open dialogue on the theme'New Vision of the Silk Road,Actions for Common Development'and adopted an outcome document entitled'Bei-

中央苏区模范支部建设述论

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先进党支部建设的历史源头,在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央苏区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发挥红军党组织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模范支部的培育和指导,苏区党员的积极参与,是模范支部形成的重要条件。模范支部建设的内容体现在党员教育管理的模范、党员先锋作用发挥的模范、战斗堡垒构建的模范。模范支部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时期进行党的先进性建设最早实践探索,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促进红军的政治建军;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保证党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任务的完成,支持苏维埃的革命和建设。在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创造第一等工作方面提供了经验启示,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百年来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历程、困境与反思

日本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大致经历了“在世界社会主义浪潮中建党”“确立党的合法地位后兴盛”“议会斗争背景下独立探索”和“党势跃进背景下调整革新”四个阶段。百年来,在思想理论创新中坚守“主义”、在拓展政党影响中强化“体系”、在扩大党员基础中重视“宣教”、在服务多数国民中保持“清廉”等是其赓续至今的基础。当然,日本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仍面临着“国际共运跌宕起伏”“国内政治排挤打压”“党内危机日益凸显”和“民意基础日渐式微”等多重困境,导致衰退迹象凸显,亟需从坚持建党初衷、保持先锋本色、勇于自我革新、清醒判断形势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整顿。

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独特之处,相关研究已从必要性、可行性、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应等方面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展开积极研究。已有研究显示:党的领导和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法理正当和党组织的独特优势表明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备可行性,“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和“讨论前置”决策机制两种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深度,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积极效应明显。学界研究结论对推进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育人作用研究

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的坚强核心。为此,从思想育人、制度育人、作风育人、纪律育人和榜样育人五个方面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育人作用进行了阐述,旨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培养而造就出一大批志气大、士气高、底气壮、正气强和骨气足的优秀青年学生。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规范阐释及立法完善

部门规章制定主体应满足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和维护政令统一的宪法要求。现行《立法法》第80条第1款虽合乎宪法规定,其规范效力却面临挑战。一是在规章制定权的设定上,单行法授予规章制定权与该款形成“双轨制”,不利于法制统一。二是该款规定的具体范围有待完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党政合署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和直属特设机构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亦需明确。当前,应遵循宪法所确定的原则,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部门规章制定主体的范围,并明确法条授权的功能在于提供事项范围上的依据,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部门规章制定主体体系。据此,《立法法》在条文设计上需要增设党政合署机构规章条款,并调整国务院部门规章制定主体范围的表述。

增强“四力”: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的实践进路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新时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需要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既是筑牢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的应有之义,也是其重要的目标指向。当前,增强基层党组织“四力”尤其需要做到:一是全面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把党的组织优势巩固好;二是着眼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三是加强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四是完善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中完善的组织体系是组织基础,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和执行力是统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思想引领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群众组织力凝聚力是实践要求。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深化党建带群建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例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其中,党的群团工作百年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团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进程。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关系,以党的群团工作百年经验为理论基础,指引形成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深化党建带群建工作的实践思路与内容:聚焦“制度建设”,加强党的群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聚焦“人才队伍与组织架构建设”,夯实党的群团工作组织基础;聚焦“能力提升”,提升党的群团工作服务能力和水平。最终,在党建带群建工作的计划性与连续性、群团组织内部工作的整体性与联动性、党建带群建工作的服务意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左翼电影文化建设的引领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现实与弘扬革命的一次重大文化实践,它实现了本土电影形态从泛道德化的“复古”到直面社会历史语境的“介入”。以成立“党的电影小组”为发端的一系列组织领导和“有片必评、互鸣互纠”的思想指导,使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完全有别于以往电影创作与研究中那种个人式的单纯、自为的文化思想活动,并最终发挥了电影在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功能。这不仅使得左翼电影本身的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影响甚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