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WUHAN CITY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MACRO-STRATEG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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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政治、经济、安全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外部环境,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建设新型开放大国赢得主动,并要求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海南需要客观分析内外形势和机遇挑战,并抓住机遇主动担当作为,着力打造新时期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交汇点、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的公共外交平台以及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核心区。

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

面对“入世”挑战的“管理均衡”对策

中国加入WTO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种是某些国家实行以“管理贸易”为主要特点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另一种是借WTO的有关规则 ,推行以服务贸易为主要特点的贸易自由化。“管理均衡”就是兼顾这两方面挑战所作的积极对策。该对策是在研究“纳什均衡”和“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根据国际经贸态势和中国经贸发展现状可以具体演化为“取中”的策略。运用这种均衡策略 ,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经贸“大三角”的竞争中避开激烈对抗的矛盾体系 ,将国内外一些对抗因素整合为“力偶” ,推动我国经贸发展的“螺旋”型上升态势。

大国条件下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关系思考

长期以来,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我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对国内市场有所忽略。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应属同一层次,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发挥比对外贸易更大的作用。在评述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主要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贸易政策主张及其经验,分析了两者的关系,最终得出了我国应采取适度保护的对外开放政策的结论。

“互联网+大外贸”背景下普通高校国际经贸专业本科人才培养问题探究

"互联网+大外贸"背景下,外贸企业对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目前我国普通高校国际经贸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结合新形势下外贸企业对经贸人才的需求特征,应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快速适应我国外贸发展对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

全球化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

从全球化与 2 0世纪 3 0年代大危机的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造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中断 ,战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破坏和金本位制的削弱 ,构成了 3 0年代大危机症结之一 ;大危机是全球化时代的一场“私人垄断经济体系的危机” ,是 2 0年代自由放任政策恶性发展的结果 ;全球化造成的欧美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对滞后的矛盾、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平衡 ,对 3 0年代大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

探索西部民族地区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贸合作之路

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新的形势下已成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准确地把握西部民族地区在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双边经贸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视目前双边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制定出西部民族地区对外经贸发展的对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3 0年代大危机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一战和 30年代大危机之间的关系 :1、一战破坏了战前资本主义世界金本位制 ,战后虽恢复了金本位制 ,但极不稳定 ,30年代大危机是战后国际经济失调的结果 ;2、一战冲击了世界贸易格局和贸易体系 ,促使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同国际贸易增长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 ,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 ;3、一战加速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等不平衡发展 ,增加了战后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 。

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之辩护及释法完善

2020年6月,全国人大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拟就我国《刑法》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取消“重大损失”要素,修改为情节犯。这一修法动议可能是履行2020年1月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规定的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义务的应对表现。考察该协议中英文本可以发现,“取消义务”仅涉及我国启动刑事调查时应取消“商业秘密权利人证实实际损失”的条件,与“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无涉;“列入义务”仅涉及入罪行为类型的范围设定,也未涉及是否设定“定量”的入罪门槛。相反,现阶段我国保留“重大损失”的入罪门槛地位仍具有合理性。我国履约宜采取“释法优于修法”的策略,重新认识商业秘密致损机制和设计其定损机制,来解决“获取型”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入罪不能的问题。

中国对外经贸70年:历程、贡献与经验

本文首先分三个阶段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历程,即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外经贸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对外经贸焕发新生阶段,以及新时代对外经贸步入新征程阶段。其次,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经贸发展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国民经济、世界经贸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最后,从五个方面总结了对外经贸发展基本经验,这也是未来进一步巩固经贸大国地位,加快建设经贸强国的基本方针。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补救成本

根据《中美经济贸易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的有关内容,应允许使用补救成本来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重大损失,相关的《征求意见稿》中也对补救成本在重大损失认定中的运用进行了规定。实际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之中,已有判决书运用补救成本来认定本罪中的重大损失。商业秘密能够为权利人带来市场机会利益,补救成本是为了使得受侵害的市场机会利益恢复原状所支付的对价,其能够反映出侵权行为给权利人带来的损失,故而可以据此来认定重大损失。将补救成本定位为独立于实际损失(销售利润损失)之外的重大损失认定标准,是较为适当的解释方案。这一解释路径既具有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前置法的规范支撑,又能与刑法条文之间保持协调。

岳九咸小三角制造业分工与专业化合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群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是个脉络庞杂的大工程,包括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经济圈三大部分,共涉及三省31市,因而对城市群内部中小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研究具有实践意义。研究以岳阳、九江和咸宁2014年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产值为面板数据,对小三角内部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岳九咸三市目前的制造业分工水平总体较低,区域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弱;岳九咸三市制造业专业化水平不高,不同行业专业化水平差异明显;优势行业存在产业同构现象。为加强岳阳、九江、咸宁间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合作水平,应采取明确优势产业,加强产业合作;发展高技术,构建产业集群;打破行政分割,整合区域规划等措施。

中国与东三角地区经贸合作的现状、挑战及对策

中国与东三角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自中国加入东三角合作机制以来,双方在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员往来、投资等方面的合作成效显著。与此同时,双方的合作仍然面临着其他贸易伙伴竞争、东三角经济发展原生困境以及区域安全等方面的挑战。基于研究结论,中国在与东三角的经贸合作中,必须进一步完善双边投资协定安排,深化油气贸易投资,加速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提高双边贸易投资的人民币支付、结算力度。

突破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与中美中间品贸易

在国际经贸关系与经济制裁实践中,关税传统上体现为对最终品设置贸易壁垒,旨在限制目标国出口并增加其经济成本。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新型关税在形式上针对中间品贸易、在目的上企图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脱嵌,体现出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在不同产业之间的烈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中美医药产业之间的向后连接体现出较强韧性,信息技术产业却遭受了重大冲击,这种差异辐射到了整个中美经贸格局中。通过挖掘逐利行为体企业和逐权行为体国家的相互关系,作者尝试构筑以常驻美国企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解释框架:常驻美国企业借助其在美国国内的两种结构性权力以对抗和制约美国政府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的行为,即企业在美国政府决策结构中的参与性权力及其在政治议程结构中的议价性权力。在“铁锈带”以外的非战略产业中,企业若能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中的一种,便能够降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烈度并减轻其对中美经贸格局的负面滞后效应。而在“铁锈带”之外的战略产业中,企业必须同时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才能有效缓解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并推进中美中间品贸易的发展。

美国崛起过程中经济外交及其启示

经济权力的战略运用是大国崛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崛起,美国逐渐以贸易、金融等经济工具或手段扩大在拉美地区、太平洋地区、乃至欧洲的影响,与欧洲大国进行经济与战略竞争。崛起过程中美国经济外交表明,贸易外交主要体现为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最惠国待遇以及多边关税联盟倡议;金融外交主要体现为金本位的扩展及其美元的国际化、美元贷款及其金融咨询、多边货币联盟倡议。由此,中国应该注重与时俱进地提出多边贸易与金融安排的倡议,推进贸易、投资与金融外交,提升贸易者、银行家及其外交官的教育、培训与训练,在亚洲地区及其他地区战略性地运用经济权力。

侵犯商业秘密罪刑事门槛的修改问题

根据《经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定,中国有义务修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门槛。修改可以分为"过渡措施"和"后续措施"两个阶段。"过渡措施"阶段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司法,即增加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显著降低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增加重大损失的认定方法"可以由补救成本充分证明",在理论上并无障碍,实践中早已适用,《解释(三)》也予以认可。在"后续措施"阶段,中国有必要修改刑事门槛的立法规定,采用"重大损失+其他严重情节"的设置方式,该方式既考虑到"重大损失"情节的针对性、便利性,又能兼顾未能明确列举的其他情形,避免立法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