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明世宗崇道研究——以嘉靖朝道士群体的行为解读为中心

明世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广征道士入京,助其斋醮修炼,还给予道士群体贵极人臣的无上恩荣。然而这些道士在以道术和妖法获宠之后,却凭借着世宗的宽纵和信任,援引同类,交结朝臣,干涉朝政,最终对嘉靖朝政治造成了众多的负面影响。

明代北方运河市镇及其文学群落——以河北故城为例

大运河沿岸的故城在明代存在一个成就可观的地域性文学群体,他们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但彼此或互有交往唱和,或前仆后继,存在人格、文风上的影响,呈现出关注现实、重视载道的集体风貌。这一文学家群体的成员构成、流动与汇聚、内外互动和创作著述等,为研究北方运河市镇的社会风貌与文化生态,考察古代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演变提供了宝贵样本。

明清河南方言“维”组字声母考

古止摄合口三等以母字“维惟唯”等照例应该归于零声母,但是在河南大多数方言中却读同微母[v]。文章借助明清河南韵书、韵图等材料爬梳了这组字的读音,发现“维惟唯”等字被记作独立连声小韵或与微母字同小韵不绝于书。联系这组字在《中原音韵》已读微母,推断它们在河南方言读入微母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

屈从与建构——《长物志》中的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与群体心态

《长物志》一书对晚明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细节描绘。其中的文人居室设计和器具选择,成为群体的思想表征和精神承载,暗含着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晚明文人的理想表达及情感寄托。从物质生活角度探微《长物志》中所蕴含的晚明文人心态,在对文人家居环境构筑的考察中,发现其中所体现出的对清幽环境的追求与对丰裕物质的强调。他们对传统儒学礼制的恪守遵从与文化权力占有之下对其自身文化优势的炫耀共在,精神生活上的静坐禅修与环境构筑中的现实欲求交融。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又是一种文人的复杂特质。

明代顺天解元群体研究

明代顺天乡试共考出解元87名,目前可确认姓名者81名,可确认籍贯者80名。因监生可以参加两京乡试,顺天解元除37名北直隶人外,还有绝大多数由监生出身的外省人29名,以及外省人占籍北直隶者14名。北直隶籍顺天解元地域分布广泛,反映出明代北直隶重视文化教育,应举之风盛行;同时又很不平衡,是各地在人口、教育、政治、家族等方面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顺天解元中式身份以生员、监生为主体,习经则偏爱《诗》《书》《易》。该群体中举后出路多样,主要以考取进士、直接入仕为主。

明清拟话本小说文人作者的“夹处”心态及其影响

自明末至清中叶,文人拟话本盛行一时,作者辈出。以群体的视角考察这些文人小说家,可以发现他们在身份认同、价值认同、日常生活体验等层面都面临着“夹处”的心态困境。这一困境又导致其自我认知的游移和不断进行的自我解释,从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否定、主观与夸张的写作风格,背后则反映了文人小说家精神世界实际所处的焦虑。对其的相关辨析,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理解文人作者对推动明清拟话本小说演变的意义。

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对白族华夏化的影响

明代大理地区儒学发展推动了白族的华夏化进程,反映了边地的华夷一体。大理白族的华夏化主要通过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两个方面得以实现。自我向化华夏化是白族的主动接受、认同儒家文化的结果,反映了白族内部的自觉。他者形塑华夏化主要在他者刻化下的华夏化,体现了白族外部上的影响。大理儒学发展及白族自我向化与他者形塑华夏化,反映了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融合。

明清西南山区聚落分布的族群特点与水田开发——以云南顺宁县为例

明清是西南山区国家力量推进的重要时期,中央在山区一带改土归流、编排里甲,地方聚居族群逐渐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同时,随着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山区族群分布呈现多样化,改变了聚落的族群特点。从对云南顺宁一带明清时期形成聚落空间分布来看,国家力量介入引发的族群特点变迁推动了聚落成型和山区水田开发。这一时期,与山区聚居族群生计相契合的梯田式水田开发出现了新的农作技艺,改良了族群的生计方式,适应了地方生态,促成了国家力量在边区山区的深入程度。

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明代阁臣群体是皇帝身边比较特殊的一个高级辅政官僚群体,他们的入阁与在阁、他们的籍贯分布与履历、他们的入阁年龄与任职时间以及他们的关系网络等都呈现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机理,也对明代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清环太湖流域家族女性文人群体的兴起及特点

明清时期全国出现了众多有女性文人群体出现的文学家族,其中以江南环太湖流域分布最为集中,这与环太湖流域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具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环太湖流域共有35个文学家族出现了女性文人群体,她们以家族为依托,在家族浓厚的人文环境氛围的熏陶之下成长,创作了诸多文学作品,其中以诗、词为主。明清家族女性开始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唱和,与家族外的文人进行交往,扩展了她们文学生活的范围。并在家族内外文人的帮助之下,出版了诸多女性文学作品集,使家族女性文学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明清环太湖地区家族女性群体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对太湖地区整个人文空间的形成,对整个明清女性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

卫所是明代在川西北统治体系的重要军事依托。在以安抚为主的治边政策影响和文官系统层层监管下,卫所成为明代川西北边政的主要执行机构之一。除肩负军事防御职责外,卫所同时兼管与藏羌事务相关的具体行政职权,无形中拓展、加深了卫所与川西北边地社会之间的接触广度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为解决卫所粮饷等物资供给问题,明代官方举措和卫所戍军自发性的谋生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川西北戍军与藏羌民族之间的族际互动。

郑氏与明清王朝对汀漳泉海域社会控制权的争夺

郑芝龙、郑成功海上集团是明中叶崛起的海上割据势力,他们顺应世界贸易市场形成的形势,建立起了自己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和海五商仁义礼智信十家商行,他们采购江南地区绫、丝、绉纱、药材、江西地区陶瓷,开展跨国贸易,海上贸易范围覆盖日本、朝鲜、琉球、菲律宾及中南半岛各国,形成较为强大的批发、贸易、收税、提供保护即令旗出租、客运等系列经营活动。他们还采购日本的盔甲、日本刀、火绳枪以及西方的枪、炮等来武装自己的军事力量,从而吞并或收编海商、海盗乃至官军力量,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进而与明清两代王朝形成对垒,争夺对汀漳泉海域社会的控制权,明朝曾经组建海军,对抗倭寇和海盗,但遭遇到衣冠大族强烈的抵制,取得的效果非常有限;清朝则不惜"迁界",却给郑氏垄断当时的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郑氏还组织闽南地区往台湾的移民,也在台湾建立起了自己的粮食仓储,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郑氏的实力,也使双方的拉锯战延续了较长的时间。整个过程充分彰显了海洋社会经济力量之强劲以及明清王朝在治理海洋区域方面的努力与效果,此时官民的海洋力量间尚表现出相互的消耗和削弱状态。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的社会结构与创作特征

清初泰州遗民诗群是一个既具独特文化个性,又与扬州遗民诗群乃至淮海遗民诗群有着隶属关系的创作群体。这个诗群由泰州本籍遗民与流寓泰州的外籍遗民两部分构成,代表人物是吴嘉纪和冒襄。就社会活动的范围与生活方式而言,又可分为隐居家园和游食他乡两类。尽管是一个隐逸型的诗人群体,却呈现出极具个性的群体心态:高度关注现实,深切眷怀故国。由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环境,以及相似的人生境遇,使泰州遗民诗群在创作上体现出较为一致的特征:关注现实人生,嗟贫、叹苦,抒写人生苦况;家国兴亡之感,故国旧君之思;凄苦、严冷的诗风;诗学取向上以杜甫为宗。

明代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供征调”及其社会影响述论

土司制度下的土兵是封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明代封建中央王朝频繁征调广西壮族土司土兵从事各种军事活动,一方面对加强边疆防卫、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广西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了广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导致社会混乱、民众生活更加困苦以及土司土兵征戍制度的变更。

试论明代女教书的阅读群体

明代,女教书的编纂与出版较为兴盛,数量较多,而且内容详尽,通俗易懂,较之以前更加通俗化、平民化和普及化,适合不同阶层和文化层次女性的阅读。在皇室的倡导和民间的呼吁之下,女教读物成为明代女性启蒙教育的必读之书,女教书的阅读群体较为广泛。阅读女教书颇有益处,无论是对女性自身,还是对家庭及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