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颜之乐”美学命题价值

“孔颜之乐”命题的演变经历了宋儒前的语词诠释、宋儒以来的哲学命题诠释和王国维以来的美学命题诠释三个历程。从美感问题出发,围绕美学史发生逻辑,“孔颜之乐”美学命题有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人格美感,即“从吾所好”的审美情趣观、“君子上达”的审美意志观与“忧道不忧贫”的审美认知观;其二是艺术美感,即“曲―数―志―人”的四层境界论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艺术评价“中庸”之道。“孔颜之乐”美学命题的价值主要为发展当代美学基础理论与解决当下民众自身的精神困境,有益于当代美学基础理论立足“人生美学”,并为当下民众探索“诗意地栖居”生活模式提供了理论思路。

孔颜之乐的精神境界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光辉灿烂的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在“协和万邦”价值观指导下,形成“共识中国”的理念,构建了礼乐文明,以更替巫术文化。自周公制礼作乐,渐成主导的文化意识,礼别乐和。其端始、构建,都是为化解人性中的邪念、淫思,行为中的贪暴、动乱;激发起人的善心,以至于真善美的境界,而导向孔颜之乐。人是有情的和合存在,这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感受。中西情感有异,是为乐感情感与罪感情感。中国从人性善出发,乐于求道、问道、悟道于自然、社会。人生实践,是多元、多样实践的体悟和感受,而激荡于乐感情感。由于人的无止境的求道,其理论思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因而构建乐山乐水、乐而忘忧的孔颜之乐的思想境界。

论儒家哲学的生命信仰——以孔颜之乐为中心

随着阅历的增加及修养的进一步提升,晚年的孔子有“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论。这里的“乐”当然是因“学道”“诲人”带来的。这其实就是孔颜之乐的内涵,即把对“道”的学习与追求,内化为生命的信仰,而后又用于指导实践。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具体地说,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主题其实也由范仲淹开启。

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

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

"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北宋思想家周敦颐及其学生程颢、程颐对该问题一再探索。周敦颐的诚中之乐,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之乐,程颐的循理之乐,实际上都是一种精神境界,是远大人生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孔颜之乐的乐境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乐境,贯通了"道德境界"与"天然境界",并将天地顺化万物的德行与人生的道德精神境界合为一体,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

"颜乐"新探——兼论早期儒家知识价值观

"颜乐"为儒家学派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特别是文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它 源于孔子的教育与学习观,在此基础上颜回将其扩展为整体性人格精神。在儒家思想流变史上,"颜乐"以其绝对 化的知识、知识乐境追求,体现了早期儒家的知识价值观。

人的自然化:孔子休闲哲学考

孔子哲学思想不仅有自然的人化,更有人的自然化。孔子人的自然化思想有着丰富的休闲哲学智慧。舞雩之乐与孔颜乐处是孔子休闲哲学智慧的两个方面,前者从人的自然情感欲求出发,寻求洒落适性的人生道路,倡导在山水游玩之中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后者以休闲的生活与心态超越人生的苦难与困境,无论是遭遇困境还是享有富贵,都要随遇而安,保持快乐的心境。

从“孔颜乐处”思考儒家的伦理幸福论

"孔颜乐处"是宋代儒家提出的一个带有原则性的伦理学命题。它的核心内涵是儒家伦理取向的幸福论,论证形式是具有儒家人文特色的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的三论合一,是先秦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宋代顺应道家的宇宙论、佛教的认识论和人生论的挑战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形态,它的宗旨是"圣人之道",以具有宗教情怀的宇宙观和直觉意识的认识论表达儒家伦理观的超越性,其幸福论的真谛在于"超越苦乐",而不是"以苦为乐"或"苦中作乐"。

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

作为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将"孔颜乐处"诠释为"循理之乐",把循礼义之乐融入人生价值中,提出"循礼"就是"循理"。程颐认为,君子循理必先识理,只有学至圣人之道,才能"识理",最后达到"循理"之境,即人天统一的乐境。

朱熹论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儒家修道所至的最高境界,其重点不在至乐本身,而在由之而出的心中乐地。人们寻找至乐之地,不只是因为现实的苦难需要精神慰藉,更是因为必须化解人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本体论焦虑。宋初儒学复兴之际,普遍开始对孔颜乐处发生了兴趣,这标志着儒家开始有意识地探寻自己的终极精神归宿、未熹关注的焦点,是儒家的至乐之地如何区别于佛老,如何从无限和永恒的超越体验中不失儒家特有的价值关怀。

“孔颜之乐”的“接着讲”:冯友兰德性幸福论的三种图景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现代儒家哲学的重要典范。在幸福论的视域中,冯友兰以生活方法为切入点,聚焦普通民众的幸福之路,构建起生活伦理图景中的“大众幸福论”;以人生哲学为切入点,统揽古今各种经典幸福观,呈现出世界哲学图景中的“损益幸福论”;以精神境界为切入点,承继儒道释哲学的精神传统,完成了中国精神图景中的“境界幸福论”。综观新理学的整体图景,冯友兰融合中西幸福观,兼顾大众与精英,使一种别开生面的“德性幸福论”得以产生,从而推进了儒家传统“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

“孔颜之乐”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新儒家幸福观

梁漱溟先生以传统儒家的“孔颜之乐”为根基,凭借深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开启了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哲学建构。其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开放性视野,鲜明的“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意识,为现代儒家幸福观的建构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生活儒学的主旨转向,道德视域中对儒家精神的现代阐释,重新确立了“乐的生活”在儒学中的价值与地位。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融入,“个性伸展”的向上创造,“自然浑融”的生活态度,诸多对于经典人生理论的重新诠释,使儒家德性幸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式进路与现代转型。

现代德性幸福何以可能——兼论现代幸福观的哲学建构路径

处于物欲化与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对"何谓幸福、何种生活"的追问更为必要。三种建构幸福观的哲学方案具有深刻的代表性——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优雅生存";生活哲学维度上的"可能生活";人生哲学视域中的"德性幸福"。优雅生存、可能生活与德性幸福的内在精神相通,均是秉持了广义的德性论的思想内核,现代德性幸福将可能意味着中国幸福观的建构方向。

从“送穷”到“留穷”——论韩愈《送穷文》与送穷类杂文拟作的流变

韩愈《送穷文》是比较独特的“杂文”体,其主题与行文体式有密切关系。虽然文本卒章显出“固穷”之意,但行文过程中所表达的摆脱穷困的愿望和送穷不得的嗟怨,也是其内在义旨。韩愈《送穷文》出于扬雄《逐贫赋》,行文亦庄亦谐,在“送穷”与“留穷”之间体现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张力。后世此类题材拟作题旨流变,宋人拟作转以“留穷”为题,表达安贫乐道的思想,但文学意蕴相对不足。从思想史来看,宋代此类题材的文章书写,由俳谐杂文的世俗嗟怨回归“君子固穷”的雅正主题,反映了书写主体在身份处境及时代思想等方面的变化。

《论语》和《庄子》中的颜回与子贡

在《论语》里,颜回与子贡都接触到了"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为学之方和人生境界不同,颜回"尊德性"而子贡"道问学"。《庄子》全书抑子贡而扬颜回,对"性与天道"进行了深度阐释。在穷达生死的问题上,庄子肯定了孔颜乐处,但引入气化论而远离了儒家正命论。在人性和历史问题上,庄子反思了人类的异化,他重建人性的理想与儒家相似,但其人性预设及反性复情、无为而治的政治观与儒家的扩充四端说及伦理教化观又有明显不同。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成己成物”——人本教育家颜钧审美教育论

泰州学派二传弟子颜钧在生活中执著追求"孔仁颜乐"的人格审美理想,并通过审美教育这一方式进行积极的实践。他提出"成己成物"的观点来推行他的理想。首先,他认为"己"是"人生堪舆,身根大本",这是对"己"的存在和重视。他同时又认为"人为贵",可见,在进行审美教育时,他始终以人为本,将个体的人视为教育的中心。他认为应该重视人心灵的力量,以便在与物世界亲近的过程中完成道的理解,从而走向对内心的省视与自身的改造,完成理想人格的塑造。

朱熹对“孔颜之乐”的诠释

朱熹认为“孔颜之乐”包括三个方面和三个层次 :“鸢飞鱼跃”境界、“无一夫不得其所”境界和“万物各得其所”境界。对于如何求得“孔颜之乐” ,朱熹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全面而系统的“无意必固我”、“内外交相养”的持敬方法和“以己及人”“推己及人”之忠恕方法 ,以及推而至于至极的“致中和”方法。朱熹的诠释不仅推进了儒家人生哲学的发展 ,而且对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幸福论——读李煌明著《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有感

“孔颜之乐”是中国古人对幸福的理解,以往也有一些学术著作提及,但李煌明的《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问题》一书,却让我们对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而且至今没有一部论著能像李煌明博士的这本著作那样对此问题表述得这么详细、逻辑这么贯通严谨。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这本著作最大的特色。

生命儒学的进路与德性幸福的转型——钱穆人生幸福论的意义

秉持深刻的“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新儒学呈现出“生命儒学”的进路。在生命儒学的视域中,钱穆面向社会大众阐释了中国人“现前享福的人生观”和“自求多福的幸福观”,同时又面向文化精英阐释了儒家的心性论和道德论,“孔颜之乐”“尽性安命”“通天人合内外”的论述尽显儒家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钱穆的人生幸福观具有将传统德性幸福向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是为中国现代德性幸福论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