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兼评《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

以往中国史研究过于拘泥王朝体系或其他概念体系,并以此区分学科领域和研究问题,忽略了对划分学科领域的这些概念体系进行反思和检讨,也忽略对历史时期之间连续性的探讨。事实上,对于某些问题,我们会更关注它们向此后的延伸;而面对另一些问题时,我们则可能更注意它们向此前的溯源。事件史的研究者比较容易把问题的解决放在一个较短的时段内,但从社会史的视角提出问题的研究者则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明清《实录》比较研究

明清两朝《实录》都通过传统的实录体来记载本朝皇帝的历史,并贯彻了大致相同的史学主题,即政治鉴戒、显亲尽孝、张扬忠义、劝励风俗等。由此可以看出,明清两朝在文化上有极大的传承性和相同性,都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体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明清实录修纂因主导者的民族身份不同,导致二者形成同中之异。明代实灵全为汉文本,而清廷在继承中原体制的同时,刻意保持其民族性和文化特色,在修汉文本实录时,还修纂了满文本乃至蒙古文本;在直书和曲笔的应用上,两朝实录都对非敏感的历史进行了直书,对敏感的历史进行了曲笔,《明实录》的曲笔多属于对皇帝行为的政治性讳饰,而《清实录》多侧重于对清廷早期民族身份和文明状态的讳饰。为了掩饰民族身份的文化落差,清廷信奉"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通达的华夷观,从而走上了"汉化"之路,大力推行"右文"政策,设实录馆专修实录,以与明代只设史馆而修众史相区别。

明史馆馆臣的史学见解和清初史学思想的特征

明史馆馆臣所提出的史学见解 ,影响了清初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史学学风开始由明代空虚浮华向重视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发展。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作用受到重视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既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又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影响。“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史书体例观的提出和对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的重视 ,打破了刘知几拘泥体例的思想。在对实录与野史史学价值的认识上 ,充满辩证色彩 ,所提出的考察史料价值的原则 ,具有史学批评的方法论意义。这些史学见解既有浓厚的“遗民”情结 ,显示出批判的锋芒 ,又明显地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记。

《云南机务抄黄》及其价值探析

《云南机务抄黄》是云南最早的档案文献汇编 ,所录制敕之文 ,多为明王朝平云南后对云南的经营和措置 ,是研究明初云南全境之重要史料 。

2018—2019年明清档案史研究述评

经过检索统计,2018-2019年,两年间有43篇明清档案史的文章发表,14本相关的专业书籍问世。本文主要对这些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探讨明清档案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

《昭通史话》评介

简要评述介绍邹长铭先生的新作《昭通史话》

2020年明清档案史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于档案史的研究日益繁荣,其中明清档案由于数量较多、内容种类丰富,且距离现在年代较近,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因而有关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文通过梳理2020年中有关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情况,探讨其研究的内容,以期推动明清档案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