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

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兼修,在千余名桐城派作家群体中,有史著者380余人,各类史著近二千种。桐城派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史学成就,与其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不无关系。桐城派史学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四种主流史学观念的演化,即清前期,从遗民史学到认同清廷统治的义理史学观;清中后期,因海疆危机而激发的边疆史地学意识;清末民初,经由西学传播而萌生的史学进化论思想。从遗民史学、义理史学、边疆史地学到进化史观,这种因时而变的史学思想使桐城派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时代之变与时代之需,体现了有清一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与趋向,彰显了中国传统史学因应时代之变的学术生命力。

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数据库文献(1978—2023)的知识图谱分析

西北边疆地区历史是各民族交往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西北边疆史地主题的CNKI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样本,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近50年的主题脉络,整体把握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发现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清代”“边疆政策”“边疆治理”等聚类热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史地相关概念的界定、历史维度研究、实践价值研究三大方面,预测下一阶段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热点包括西北边疆史地如何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发掘整理宣传的重点、新时代西北边疆史地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桥梁、西北边疆史地跨学科研究等。

雁门关的研究现状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雁门关是位于山西代县的一座著名关隘,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地形优势,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雁门关除了有承担军事防卫的作用,还是过境商贸的集散地,更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双向交流的融汇地。学界对雁门关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成果,文章通过对以往研究的综述和对专项研究的梳理和总结,以展现雁门关的研究概况。

中国土司历史地理与西南边疆民族史研究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管理制度,其在历史上的实施,以西南地区最为广泛,这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长期以来,土司研究重其名实、性质、职分、世系等讨论,对其置废、分布,特别是长官驻地、辖境范围等历史地理状况研究较少。基于从事《清史•地理志》编撰和《清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积累的经验和认识,推进土司历史地理研究可弥补学术界在土司驻地、建制、管理层级和辖境范围等方面上考察的不足,也是从更高、更深视域的疆土管理等中央与地方关系审视土司制度的需要。具体上,可以采取“世袭职授查其沿革,政体建置考其地理”,纵横经纬结合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并在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重视制度史与实际运作的过程讨论,积极开展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乃至编绘土司历史地图,全景式展示土司演变状况,对民族史、边疆学和地方治理等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多学科建构起到推动作用。

时局·边疆·学术·学人:互动中的嬗变——以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为中心

近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两次高潮,分别以清季道咸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和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研究为代表。二者虽各有特点,但更多的则是因应时局之变而起,又因时局之变而止,具有明显的因应时局性。前者既有对乾嘉考据的传承与对经世致用的追求,也有学人与时局互动的努力,终究还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应对新时代、新问题而成为传统史地研究的绝响;后者在时局危难与近代学术潮流的互动中,虽有促使"边疆热"向"边政学"完成近代转型之功,但又因时局更易动荡而湮没无果;学人也在与边疆时局、学术的互动中尽显个人生命的不同群像与生命样态。近代时局、学术与学人的互动与嬗变说明:作为一个时代印记、一个学术领域、一个学人群体的近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时势相迫、学术更易与学人分化的嬗变过程。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 ,清初对西北边疆的重新统一是其历史前提 ,求真求实的考据学风起了一定影响 ,清中叶后经世致用思潮的重新兴起是重要原因 ,道咸以降的边患危机则是直接原因 ,最后 ,蒙元史学的兴起则起了共进互补的作用。

清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者的考证学特点

道光、咸丰时期,由于社会形势的需要与学风的转变,从以考释为主而变为以论为主和以考为辅,或考论结合,这是考证上的新变化。与清初经世史学不同的是,此时史地学者的考证是紧扣时代跳动的脉搏,与筹边谋防联系在一起的。沈、俞正燮、张穆等史地学者原来也都致力于旧史辑佚与考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后来都走上了究心时务、以经世为志的治史道路。

爱国者谢彬及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谢彬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是一个反帝反封建、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战士。但谢彬的主要成就不在政治方面,而在学术方面。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勤奋笔耕,有不少开拓性的著作,成绩斐然。他关心国家安危,关心边疆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关心国家领土主权,关心边疆的国防与外交,希望祖国富强。他是抱着痛国土之沦丧和忧国忧民之心来从事边疆问题研究的。在他的著作中,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思想的红线,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创者祁韵士

清王朝对西北地区的重新统一 ，使西北边疆地区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在这种宏阔的历史大背景下，清代中叶后兴起了以研究边陲史地，谋求保国固土为主要内容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在这一学术潮流中，祁韵士以其“信今而证古”的研究原则和开创性的系列作品，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成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创者。

试论清代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者的经世思想

清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兴起,史地学者主张关注现实,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派别。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派学者的经世思想进行了探讨。

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发展路径探析——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部边疆史地研究”栏目为例

对《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特色栏目"北部边疆史地研究"2008—2017年发表的111篇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总结栏目建设的经验,探索特色栏目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应保证栏目的载文量、建设相对稳定且结构合理的作者队伍、借助新媒体加强特色栏目的宣传与推介等措施,以提高栏目的影响力.

姚莹边疆史地著述的文献来源与特点

姚莹是嘉道之际桐城经世派的代表,也是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巨擘。《识小录》《东槎纪略》和《康輶纪行》堪称其边疆史地研究三部曲,分别代表了姚莹对中国西北与西南陆疆、东南海疆和世界地理的多角度关注。其史地著作注重对史料的遴选及史实的考证,在文献来源上表现出类型多样、不拘旧俗的特征。同时善用各种文献“详考博证”、力求“言皆征实”、提倡“以所亲历考证所闻”是姚莹史地著作编撰中处理史料的基本原则和特点。

鸦片战争前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总体差异

鸦片战争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动因、方式、关注的内容、资料来源上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既有继承,也有变化。在研究目的上继承了之前注重经世致用的一面,在研究方法上则没有延续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而是考证与论述相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关切现实和实事求是并重,在资料来源上呈现出多样性。

明代西南边疆历史的动态呈现及方法论价值--基于《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从明代西南地方社会本身出发,通过僧人、士人与土官三种不同人群,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大理地区各阶层适应明王朝相关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并重构本民族地方势力的过程,展示明王朝与大理地方社会之间在合作与冲突之中最终达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曲折、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典范民族史”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本书以地方人群为关键因素,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凸显各民族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的历史现场,说明发掘和还原边疆历史、社会自身的复杂性的必要性,有助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从地方社会历史出发,动态展现某一地区有关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也能为提高民族工作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帮助。

方国瑜与元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方国瑜因心系西南边疆而回乡任教四十余载,一生勤勉治学,成为一代滇史拓荒的大家,在云南地方史、民族史、西南边疆史、云南地方文献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丰厚。方国瑜在梳理云南地方史期间,留心研究空白的元代部分,悉心收集整理史料并对元代西南史地详加考释,成为元代云南地方史研究的奠基人。

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曾收集、整理西南边疆史地和云南地方史资料,并到大理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相关论文,其学术研究多有创获。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尽管郑天挺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明清史,但他为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中国西南民族志电影的早期发轫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末期是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发轫期,西南诸省则是此类影片最早的创作地区之一。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海外旅行者、外交官、文化学人、基督教传教士以及中国的学者和电影从业者皆往来于此,以地方风情、民族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仪式、交通贸易为主题的早期民族志纪录片多有产出,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期西南民族志电影延续性强、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自觉性。这些以多元视角关注和记录的活动影像,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非常罕见且富于民族志价值的历史文献。考察西南民族志电影的兴起与流变,既可梳理中国人类学史与电影史上鲜为人知的一条文化脉络,厘清中国电影的源头之一,也可体察电影作为一种跨文化认知与理解的媒介,如何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成为人类学、民族学考察与研究的学术工具。同时,追寻民族志电影在20世纪前期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历程,也是今人理解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影像窗口。由于创作者来源复杂,且影片存世稀少,能够在当代获得的早期民族志影像资料都堪称宝贵,力所能及地填补空白,夯实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是中国民族志电影史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使命。

论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时代价值

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锺翰涉足边疆史地研究,既有其早年受多位史学大师教诲和启发的外在原因,也有其自身学术路径演变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内在原因。王锺翰边疆史地研究的内涵十分丰富,他特别注重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规律来考察边疆史地问题,并将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原则融入边疆史地研究中,较好地处理了"边缘与中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王锺翰初步回答了"谁代表中国"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对当前的民族与边疆研究来讲,进一步系统梳理和凝练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治学经验,对丰富和充实"中国边疆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