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诗态与诗艺:论杜甫的阅读经验及其诗歌书写

阅读经验是杜甫诗歌书写所开扩的一个重要题材。杜甫早年阅读依靠家族藏书,后来更多倾向于社交读物和公共见闻,显示出从积累型阅读到社交型阅读的个人阅读史转变。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自己阅读的具体方式和微观情境,并以写实、转接、寄托的艺术法门贯通于其阅读经验发生过程与书写表达之间,体现为一种诗学创格。通过追溯杜甫的读物、诗态和诗艺,回归杜甫作为读者的主体性和当代性,对杜诗作出情境化的解读,重新揭示以往容易忽视的物质现实、艺术法则和心灵图景,抉发杜甫的阅读经验及其诗歌书写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管窥唐代士人阅读文化的历史面相,从而推进阅读史与文学史的互动研究。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从诗艺到“诗史”:王阳明诗风递嬗中的杜甫因素

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界的诗风转变,从诗学取径来看亦可谓一个“发现杜甫”的过程。王阳明前期诗歌主要宗法以李白为首的盛唐诗人,对杜甫的接受止于诗艺层面。“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对杜甫的接受发生了从诗艺到“诗史”的转向——其自觉以诗纪“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特别是在其赣州诗、江西诗和两广诗中涌现出了大量表现社会现实民生之作,体现出民胞物与的圣人情怀,具有鲜明的“诗史”特质。王阳明对杜甫接受的深入与内化,是催生其后期诗风转变的重要因素。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发展迅猛,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杜诗学建构体系的主要形态、新拓展的辑佚辨伪、新材料的域外杜集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研究中的系列不平衡问题亦显露出来,如何在杜诗评点已有研究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随时敏捷”与“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

杜甫《进〈雕赋〉表》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的敏捷才思。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二者亦是相辅相成的。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指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成为其专属的称誉。

杜甫“诗史”略论

杜甫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诗史"呢?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主要是指那些反映了社会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强烈写实性的长篇叙事诗。其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应该是以叙事为主,带起抒情、议论的长篇巨制,在艺术上有独特的成就。再次,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多从诗人自身经历的情境出发,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其中饱含了诗人的血泪和苦难坎坷的人生经历。第四,可以称为"诗史"的作品,必然熔铸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深沉思考及忧国忧民的激情。

朱琦诗: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部“诗史”

朱琦是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诗人,“岭西五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他的诗以杜甫为法,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深沉的感叹,具有浓厚的“诗史”特征,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

杜诗学史上的“以杜证杜”方法论

在杜诗学史上,“以杜证杜”是和“诗史互证”相比肩的注释方法,此法来源于校勘学中的本证法,最初只用于校经校史,到了宋代方被移植到杜诗注释之中。当对杜诗本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使用“以杜证杜”法往往能收到一锤定音、立竿见影之效,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臆测、牵强附会之弊,表明此法具有其他注释方法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然而由于杜诗存世数量有限,此法存在不能完全互证的先天缺陷;而且作为一种本证法和内证法,“以杜证杜”需要与外证法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受到留存诗歌的完整性以及创作手法写实性的影响,“以杜证杜”并不具备无限推广的普适性。不过此法仍被历代注家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对推动杜诗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作为古典诗歌注释的重要参考。

朝鲜杜诗论评与杜诗学研究——以左江《高丽朝鲜时代杜甫评论资料汇编》为中心

《高丽朝鲜时代杜甫评论资料汇编》是一部反映域外论杜评杜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向我们展示了杜甫在朝鲜半岛接受、影响、评论的丰富而独特的面貌,可见著者搜集、整理杜诗在朝鲜半岛接受文献的良苦用心。如果将这些论杜评杜资料勾稽、串联起来,对于构建朝鲜杜诗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推进东亚杜诗学研究的深入、细致展开。

戴复古的诗学史意义——以论诗诗为中心

戴复古《论诗十绝》形成于南宋特有的文化语境中,即事名篇,自创新题,内涵多重而主体自具,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的新收获。戴复古自觉地、多角度、多方位地尝试以论诗的形式探索诗歌(偶尔及词)创作规律与美学原则,展示兼容并包的诗学理念,在本体论、审美性等方面都有独特见解,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孟子“《诗》亡而《春秋》作”说的文学史意义--论杜诗“诗史”说的思想渊源及其生成的学术逻辑

孟子提出“《诗》亡而《春秋》作”,无论是从对社会事实的记载还是思想的建构角度看,《春秋》被认为是《诗》的延续,意在强调二者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孟启在《本事诗》中赞誉杜诗具有“诗史”的品质,这种解读无疑反映了《春秋》学以及儒家文学思想在中晚唐的复兴。他能够从诗史关系角度认识杜诗,除了时过境迁这个基础条件,也受中唐《春秋》学及史学兴盛的影响。此外,世殊时异,政治激发了文学的反省与革新,《新唐书·杜甫传赞》将“诗史”概念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结合起来,赋予了杜诗“诗史”新的内涵。从孟启提出“诗史”概念到《新唐书》重新解读并最终确立“诗史”概念,“诗史”说是对“《诗》亡而《春秋》作”这一古老政教文学传统的复兴。

诗中圣哲与词坛飞将——再论杜甫与辛弃疾

杜甫和辛弃疾分别号称"诗圣"和"词坛飞将"。他们都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襟怀,壮志难酬、坎坷不断的人生际遇,以及过人的天赋和转益多师、敢于出新的后天学养及艺术追求,因而其诗词作品分别具备了"诗史"与"词史"的意义,并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以及集大成和开风气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相似性。

杜诗引《史记》与诗史的相关性

杜甫的诗被誉之为“诗史”,在中国诗歌史上有深远影响,他的诗之所以涵宏深厚,是因为他受到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不仅有《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等文学方面的因素,而且在写历史现实方面的诗篇时,还深受《史记》的深刻影响。在以仇兆鳌《杜诗详注》和《史记》三家注为底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是杜甫通过征引《史记》、学习史家笔法以及继承发扬《史记》实录精神等途径而成就的。

以禅论杜——傅山文学批评实践举隅

明末清初之际,杜诗阐释的主流范式是"诗史"说,而傅山力辟蹊径,主张以禅论杜。在傅山看来,以史证杜掩盖了杜诗之精华,应"以诗读杜诗"。因此,他以是否有"味"作为品评杜诗之标准。傅山以禅论杜的文学批评实践于儒家传统诗教之外开辟了杜诗研究的另外一种理路,为考察杜诗提供了新视角。

论汪元量学杜及其诗作的诗史性质

德祐之变后,汪元量开始学习杜诗,其诗风由早年的华靡绮丽转向幽忧沉痛。汪氏对杜诗的学习主要集中为点化杜句入诗、以杜甫典故入诗和模拟杜诗的语句等三个方面。但囿于个人才力,汪元量学杜仍存有反映生活的范围狭小、诗作用意重复雷同以及诗句缺乏锤炼等未至之憾。但汪元量其人具备史家眼光,其诗具有史实价值,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诗“诗史”说检讨

杜诗"诗史"说被广泛接受。杜诗"诗史"说最初特指杜诗中记载"安史之乱"中社会动荡以及杜甫个人流离经历的诗歌。孟棨认为,所有的杜诗都具有史的特质,其中所记载的事全部都是真实的。"诗史"说的接受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条脉络,肯定者从各个角度对杜诗"诗史"说进行阐释,丰富着"诗史"理论,但依然无法解决命题自身的理论缺陷。虽然杨慎、王夫之等否定者从各方面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但对杜诗"诗史"说的肯定依然是接受史的主流,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思维和文化局限值得反思。

诗圣的技艺：杜甫诗歌的创造性及其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除了其诗中所体现的忠君爱国、心系天下苍生之外,在其晚年飘泊不定,仍不忘以诗作诤谏,所言必中,目光犀利。此乃其诗具有史的性质的原因所在。而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以口头语入诗,擅用典故;二是各种体裁,均有创造性突破与开拓;三是在诗史书写方面,注重细节描写,而其仿史书写,则可补正史之阙。此中,其七律的创作,堪称匠心独运,独步千古,《秋兴八首》乃此中典范。此连章组诗,既是诗史,复为诗学技巧创造之巅峰。在结构上循环往复,互相呼应。在其中,杜甫将个体生命与大唐帝国的兴衰紧密结合,可歌可泣。杜甫在技巧艺术与内容的开拓与创造,为时人及后世所不可企及,此乃成就其"诗圣"的原因所在。

乾隆的杜诗观

乾隆诗学观念的核心是将传统的诗学观念转化为世俗化的"忠孝论",并用之以考察古今诗人、诗歌。由于杜甫"一饭不忘君恩"的忠心、杜诗本于"忠孝",得"性情之正",杜甫被树立为"忠孝论"的典型,杜诗成为其最高标杆。其次,他极力推崇杜诗的"诗史"观,用来作为诗歌注重纪实的依据。此外,他也欣赏杜诗的律法精严、清词丽句等诗歌艺术手法等,并有意识地运用多种方式模仿杜诗以提升其诗艺。

杜甫《兵车行》与唐代政治、思想和文学

《兵车行》是杜甫诗歌创作史中一首具有转折意义的诗作,可看作是杜甫"新乐府"与"诗史"创作的开始。若从"史"的方面进行讨论,此诗从特定的视角反映了唐天宝十载前后,政治史、思想史与文学史所发生的转折性变化。杜甫以诗家之言补史家之笔,以诗歌的形式对战争进行反思,并展现了渐趋衰败的社会现状。此外,这首诗体现了唐代思想变动之中,杜甫儒家思想的转变。同时,《兵车行》以独特的创造性,对应了唐代文学的复古与变革。

《苕溪渔隐丛话》之杜甫论

胡仔所辑《苕溪渔隐丛话》有意突出唐之李、杜,宋之苏、黄。从所辑关于杜甫的条目来看,有论杜诗之渊源所自、杜诗之注解、杜诗之版本校勘、"诗史"论等,从这些方面入手,来对宋代杜诗学做一探索,既具有文献学意义,同时也具有文学批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