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视野下的西汉敦煌西域史探索与重构

古典学在历史学领域中,与历史文献学趋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敦煌汉简也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汉简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推动西汉敦煌西域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利用,西汉敦煌西域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读。

从创造到普及:吴晗先生的学术贡献

在新史学思想主导下，吴晗致力于一种社会的、民众的新明史研究，重新选择传统政治史的问题和研究路径，开创了以明史为中心、元明清一线贯通的研究模式。吴晗最具创造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明代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他不仅在这些方面开拓出对于明史研究的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的新课题，而且对这些新课题进行了具有深度的研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20世纪50年代，吴晗由学者变为社会教育家，全身心投入到历史普及，形成了一套关于历史通俗化和历史普及的理论和方法，成为普及历史知识的积极倡导者，为史学和社会结合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编纂特点

《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许多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 ,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 ,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 ,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作者门户之见的限制 ,使得书中在探寻经学发展的原因时 ,在对经学史上各流派。

韩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构想及意义

历代韩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晚清民国以来,韩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格局。综观20世纪的韩学发展,其主要进展体现为四点:一、对韩学思想的特别关注;二、对《韩非子》文本的特别关注;三、对韩学文献的特别关注;四、对综合研究的特别关注。与此相应,韩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主要涉及对历代韩学文献的全面清理、对《韩非子》文本的重新整理以及韩学史的现代建构,具体包括历代韩学文献叙录、古代韩学文献汇编、现代韩学论著萃编、《韩非子》汇校集释集评、中国韩学史建构等五个方面。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既是对诸子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与新范式的探索,也是对新时代古籍整理工作的具体实践。同时,全面清理传统的法家文化资源,发掘其现代价值,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从村童到学术大师:韩儒林评传

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两大流派 ,即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韩儒林先生是一位掌握实证史学方法、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史学家。他在元史和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就 。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韩非子君臣论新诠

韩非子在围绕最高统治者的理论建构中,关注的并不是统治者本人的个人权力,他更多思考的是如何保证整个国家不至衰败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拥有较大专制权力的君主,而且君主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执政能力和人格魅力。与此同时,韩非子同样也认为,作为君主的辅助者,人臣也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治理能力,如"公""忠""能""朴"等,不过这些服从性的素质特征,明显地反映出韩非子政治思想中君主在政治体系内的主体地位和人臣对君主的依从关系。

近三十年大陆及港台简帛发现、整理与研究综述

随着简牍、帛书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出土 ,简帛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近 30年来 ,大陆及港台发现与整理了敦煌汉简、悬泉置汉简、楼兰和尼雅文书、武威汉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甲湾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走马楼吴简等 ,出现了一批对汉简帛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著 ,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

董仲舒经学的发生、解释及其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他将儒经作为治国理政的核心经典,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重新解释了六经,建构了天人合一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很好地维护了汉王朝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并就当时的王朝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与方法,尤其是就政治、思想等各领域的大一统。董仲舒的经学解释异于先秦时期,比如采用了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儒经、群经互证、经史互证等方法,更为主要的是,他基于经学解释的形式建构了系统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完成了先秦以来经学范式的转化、儒学思想体系的构建。董仲舒的经学不仅推动了两汉时期中国经学的传承与发展,更是成为先秦、汉唐经学的枢纽式人物。

两汉荒政初探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灾害多发期。诸类自然灾害的踵继而至,给有汉两朝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加之灾害“天谴”阴霾的影响作用,灾害引起了两汉统治者的重视,国家为之而实施了一系列的荒政措施,文章即以两汉荒政具体措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归纳,从五个方面对两汉的荒政措施加以概括和剖析,即备荒防灾和抗灾措施、赈济、廪贷、减蠲租赋、节约等,并对之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陈子昂的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更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反映出陈子昂在经学经世的影响下以文学经世的人文品格。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大庭脩的秦汉史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从三方面 ,对日本学者大庭的秦汉史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 :一、对地上地下材料的高度重视 ,体现在对简牍的出土地、次序的排列等进行深入研究 ,并注重实地考察 ,把握传世文献的内在规律。二、注重实证 ,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 ,准确把握材料的内在含义 ,并且在实际操作中强调对象的时代性 ,使研究更为立体。注重历史实态的考据 ,并且注重对文本本身的探究。三、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注重问题意识 ,重视历史的内在规律探究 。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在古代漕运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成果繁富。就现有成果来看,漕运的开创问题尚存分歧,而漕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漕运与政治军事、漕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存薄弱的课题点。漕运工程沿革研究在早期运河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仍需努力探索。

重重危机的嘉道年间学术变化

19世纪初期的清帝国面临人口激增、政治腐败、经济恶化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术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正统汉学家开始反思汉学的流弊、强调经世与义理的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关注边疆危机的西北史地研究热的兴起以及宋学批评汉学割裂知识和道德联系的学术理路等。

目录学视野中的经学演变——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之经部书目为中心

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经部书目为中心,辅以其他公私书目,从部类命名、体例形态及所录图书诸方面,可窥测出中国经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趋势。经部类目设置、体例演进与古代书目整体形态变化相伴相生,经部典籍在最初来源和辑集归类方面体现了崇古倾向,于图书增衍的趋势中更多流露出趋新意识。经学由兴到衰,无论承袭还是新变,都没有脱离政治的干预作用。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评介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一书,是为庆祝朱雷先生八十华诞而编写的,39位知名学者为本书提供了41篇文章。本书虽成于众手,但由于作者们学术水平较高,所供稿件是各自研究领域内的精品,因此无论是论述的精深,还是新材料的引介、研究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忆旧类文章也披露了朱雷先生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