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

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自明中叶以来,江南民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江南社会生活的若干新气象。其中妇女游风特别引人注目。江南妇女旅游类型多样,并呈现出普遍性、季节性、宗教性及节日狂欢性等特点,凸显了江南妇女特有的精神面貌和世风的替嬗。对此现象的探讨对中国妇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从事满族妇女史研究,首先要重视收集研读原始文献,尤其要注重对满文史料的运用;其次,关注并了解相关的社会制度,在清代,特别要注重对八旗制度的把握;第三,关注并了解相关理论,研究满族妇女,对社会性别理论的熟悉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满族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文以载道”视阈下的《泰西新史揽要》译述研究

《泰西新史揽要》是晚清销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部译述西史。在文化适应路线下,译者对文本的遣词造句进行了重新构建,期冀斐然文采以飨预期读者,阐述了以民为本和变法图强之道,为晚清危局指点迷津,并在西译中述模式下会通了中西史传不同的叙事功能和特征。该史著以其新内容和新形式获得了积极的本土回应,对晚清社会变局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也给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章太炎《清儒》的四重解读

《訄书·清儒》是章太炎对于清代学术史的全面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清儒》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奠基地位、古文经学与太炎对清代学术精神的总结、太炎对清代学术的思想突破,以及从《訄书》到《检论》的学术发展四个角度,可以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展现太炎对清代学术的历史总结与思想突破。具体而言,《清儒》在学术史的分期、脉络、派别、视角、体例等方面奠定了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框架。《清儒》将清代学术精神总结为"求是观化",深刻把握了清代学术的总体特点,体现出章太炎立足清代学术,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的思想追求。在这一点上,清代学术对于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具有本质意义。在《检论》中,太炎进一步修订增删《清儒》,体现出学术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孟森清史研究成就述论

孟森治清史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孟森的清史著作,以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编的论文质量最高,《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则是研究心得与一般史实的汇编,具体反映出孟森不同寻常的史识。孟森的清史研究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以旧的著述形式中表现新史观,研究中能着眼全局又能探微发覆。

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

诂经精舍作为当时浙江省的最高学府与学术研究中心,对19世纪浙江学术(尤其是汉学)之发展影响甚大。第一,诂经精舍的教学内容注重汉学;第二,诂经精舍注重汉学研究;第三,诂经精舍培养了一大批汉学人才;第四,诂经精舍开创了一代学风,促进了汉学研究的发展。

明清实学是西学东渐的思想土壤

明清之际,基督教传入我国并带来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清明实学则成为西学东渐的思想土壤。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从批判宋明理学“空疏无用”出发,对一切可以经世致用知识都高度重视。他们理性地对待西方的基督教,有效地吸收了传教士介绍来的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兵器等方面的知识,并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对我们今天对外开放、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再谈哲学史研究的“纯化”与“泛化”

依据著名哲学史学家萧萐父先生提出的"纯化"与"泛化"的两种哲学史研究范式,我们着力发掘并凸显清代哲学的形上学——"道论"思想,着重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揭示清代学术,尤其是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对后现代一些思想家反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观点重新进行了哲学的反思,肯定其合理之处,同时也为现代性宏大叙事方式的合理性进行了理论的辩护,并从学术研究方法与学术形态变化的角度,深化侯外庐、萧萐父诸先生的"明清早期启蒙说"。本文还就当代中国哲学新概念的生产方式做了初步的思考。

重访历史与关照现实——《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评介

《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从清末的新军失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报刊舆论失控、民众运动、财政危机、教化危机等方面对清政府的危机应对进行考察,加深了对清末社会复杂性的理解。该著立足政府视角阐述历史发展中的诸多"偶然因素",呈现出新颖的研究取向、敏锐的问题意识、充分的学术对话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等特点。其着力探讨清末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优劣得失,得出诸多发人深省的结论,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

清代的学术主流从康熙到道光初年是"儒家礼教思潮"(Confucianritualism)的兴起与发展。这个思潮表现在以礼为教的道德论、以礼为治的经世论与以礼为学的三礼经学研究。这个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便构成了从明末开始的一个非常深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转型。引导着儒家经学、考证学发展方向的,是当代制定礼制的争论以及对古礼如宗法的研究和争讼,尤其是对于宗族祠堂祭礼的制定与改革。考证学只不过是表面上对于典籍的校对和文字音义的研究。这些工具性的研究背后,乃是受到一个强大的儒家礼教思潮在推动。

清代书院研究的新视点——评《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以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研究区域,对东南重要书院予以全面的梳理与研究。课艺集的调查与研究是该书的贡献之一,为研究书院与科举关系、书院师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书院是文士活动的重要空间,提供了雅集的场所。在对书院雅集交游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力图找到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

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吴伟业知人论世观内涵新探

吴伟业知人论世观与其以"心史"为"诗史"的文学思想相结合,既突破了传统知人论世批评的政治教化决定论与"文如其人"的思维模式,又突破了明代诗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具有明清之际知人论世批评重经世致用与时运的共同特征,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体现了明清之际"诗史"观的新进展。

法律社会学视野中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以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习惯法是以法律社会学视角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极好例证。本文以学者们对清代习惯法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论研究为例,探讨法律社会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新路径,在清代法制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清代贵州巴香卫初考

明清卫、所设立与改裁,事关朝廷战略部署,对各地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朝廷在贵州先后设置过多少卫、所?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不过常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如此说来,清初的贵州"巴香卫",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忽视了多年的历史存在。本文力图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巴香卫在贵州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以及卫治所在、设裁原因。

2001年明清经济史研究概述

明清两朝经济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研究领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现仅就 2 0 0 1年研究成果 ,从近期著作和论文两方面进行概述 ,以供同仁省览。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论“四夷”称谓的变化

我国先秦时期,华夏统治者往往将公布于祖国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称为“夷、蛮、戎、狄”,有时也将其中的某一称谓与方位概念联系起来,如“东夷”、“西戎”、“北狄”之类。不过,当时不但尚未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而且就是某一称谓与具体方位的联系也不固定。如《孟子·离娄》既称舜为“东夷之人”,又称周文王姬昌为“西夷之人”,又如《诗·小雅·出车》虽将西方的民族称为“西戎”,但《书·仲虺之诰》又将其称为“西夷”,至于“蛮”在先秦文献中,从未见将其与“南”联系一起,而称“南蛮”之例。可见,当时所谓夷,蛮,戎,狄,都只不过是中原华夏统治者对周边其他民族的泛称而已。只是到了秦汉以来,为适应封建大统一需要,才将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的具体方位联系起来,逐步形成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系统观念,使这些称谓具有具体的方位性含意,而且这些称谓也逐步被赋予了歧视、侮辱性的内容。

薛凤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薛凤祚是清代一流的历算家,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研究薄弱。进入新时期后,薛凤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批中生代学者投入研究行列,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进入新世纪后,薛凤祚研究进入团体研究阶段,并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取得了新的成果。尽管出现了转机,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尚待探讨,如薛凤祚的家世和人文环境问题、著述问题、交游问题、与西方教士的关系问题、中西星占学问题、在军事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域的贡献问题等。

异文背后的学术因缘——新校订本《清代学术概论》读后小记

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出版前,曾有录副供友人过目的稿本以及连载于《改造》杂志的版本。胡适曾寓目任公的稿本副本,并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两通长笺先后寄给任公,任公不仅从中吸取意见,补充了初稿的不足,同时也对胡适的学术见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俞国林先生将稿本与杂志本加以汇校,推出《清代学术概论》校订本,为读者寻绎梁、胡学缘,了解《清代学术概论》成书过程中的改写及其原因提供了材料与线索。同时,细绎《清代学术概论》校订本提供的异文,也能看出梁、胡二人学术立场的分歧,以及梁任公撰作、改写此书时为弥合或兼容此种分歧所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