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俄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声音——刘文飞教授访谈录

俄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总结自身学术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俄文学外交”“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俄国文学的中国阐释”等概念,主张让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同时对接俄苏本土的文学研究传统和欧美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并注重对俄国文学在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的阐释。与此同时,刘文飞教授兼顾文学研究的社会性影响,他从学术、翻译、写作的三种路径出发,通过一系列著译作品和文化活动致力于推动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大众化普及。刘文飞教授所代表的新一代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将以中国视点、中国阐释、中国特色于一身的最新研究理念融入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是对中国俄国文学史书写的一次全面更新,在向世人展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的俄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建拥有我们自己民族风格和立场的斯拉夫学派,让国际斯拉夫学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关于新中国体育外交的回顾与研究

围绕对新中国建国50余年来的国际体育外交回顾与阐述;分析、评价了新中国国际体育交流事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外交战略方针的作用与贡献。认为: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有其特殊地位;对拓展中国全方位、多层次总体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体育交往及其影响的研究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服从并服务于新中国外交、不失时机引进先进技术 ,是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体育交往的两大特征 ;交往对新中国体育各方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 ;世界体育运动的技术规律是共同的 ,借鉴外国与坚持创新是体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历史审视

为探寻中国在不同时期采取体育外交行动前的抉择过程及其确立的行动准则,历史性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分期时限、决策内容、阶段特征,比较改革开放前后2时期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环境、基点、目标和活动。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体育外交决策的环境相对封闭与孤立,决策的基点为国际政治的单一格局变迁,决策的目标是独立自主与有限承认,决策的活动分为失衡突变的3个时期;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外交决策的环境走向开放与多元,决策的基点为国际国内政治的二元图景,决策的目标为谋求现实的国家利益和承担大国责任,决策的活动分为稳定连续的2个阶段。最后指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会以更加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立场参与世界体育事务,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 ,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 ,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馆在我国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研究

图书馆在我国文化外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目前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事业已在国际合作中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主导权,海外中华典籍的数字化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典籍博物馆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入各国普通读者的视野中,增加了各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与认知度。但在交流过程中,我国图书馆界在国际会议中发言较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较少,合作中也缺少深度的业务交流。未来,我国图书馆应更加积极地加入到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大局当中去,各级图书馆学会也应发挥行业协会优势,整体策划协调对外交流工作,减少交流活动中的不利因素,达到良好的文化外交效果。

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

本文根据近代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档案资料，考察了英国在汕头的开港、设领及汕头新关的开设，潮汕人民的抗英活动，英国在潮州府城设领，潮州总兵方耀与英领事的关系，以及英领事被殴打等事件，以期促进对近代潮汕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近50年“经济外交”概念研究述评

概述日本、欧美学术界、中国关于经济外交概念的研究状况,从纵向(历史上)和横向(现实中)两个方面对以往有关经济外交的定义和解释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的新定义及简要的论证分析。

刍议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取舍

日本对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吸收借鉴,使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利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其社会文化的变迁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日本外交。

1949年以前的中罗关系述略

中罗两国先民的早期交往史先后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西迁的匈奴人在达契亚地区的统治、祖先是柔然人的阿瓦尔人7～8世纪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以及蒙古帝国对欧洲的西征。1675年,作为沙皇特使的米列斯库访问了北京,成为来到中国的第一个罗马尼亚人。中罗两国的第一次官方交往发生在1880-1881年,而首次建交则是在1939年。由于罗马尼亚在1941年先后与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两个傀儡政权建交,中罗关系因此中断。

民初中日新闻界的交流与对抗——以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为中心

民国初年,中日新闻界交流由零散发展到有组织进行,互动方式显著改变,双方联合举办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有力提升职业交往的层次与内涵。在中日记者大会上,日本新闻界扮演国家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一味提倡"中日亲善",为侵略行径辩护,最终引起中国记者的强烈不满。这说明,中日新闻界的交往互动,不是纯粹的职业行为,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和国民外交色彩,反映两国关系的变化轨迹,并直接影响中日关系。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在探索中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的提出与推进,是伴随着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自觉学术行动,适应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国家社会在急剧发展,学科体系建设也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甚至需要走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前面。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国内学者提出了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艰巨课题,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作为前人的研究,需要及时总结,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国家交往互动的有益经验。

齐赫文斯基在中国

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师从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俄罗斯汉学“阿列克谢耶夫”流派的代表人物。齐赫文斯基的学术兴趣尤其表现在历史来源和出版工作中,他的汉学研究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宝库,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宝库,他的学术建树,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影响。

古代东亚外交圈的形成与发展

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地区是重要的文明区域,不仅有丰富多样的外交实践,也有极为宝贵的外交思想,形成对外交往的外交圈与文明圈。将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出系统的总结,是今天国家崛起对理论的需求,也反映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与社会重大需求的一面;坚持理论研究以社会发展作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方向,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采取继承和发展的态度,以古为今用的态度从容处之,是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在东亚国家关系面对新的形势的时候,汲取历史上有益的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论维特的远东外交战略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重要的国务活动家。他任财政大臣后实行了新的远东外交战略。其主要内容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积极参与远东国际竞争;与中国结盟确立俄国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与英日在中国和朝鲜既展开争夺又寻求妥协。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晚清时期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矛盾论析——以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交涉为中心

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的矛盾是晚清中英外交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交涉中,赫德无论是从言论还是从行动上,都是站在中国一边。在镇江趸船案、"台湾"号假货单案、芜湖青麻案和佩奇案中,赫德帮助中国与英国驻华使领馆进行抗争,并取得了胜利。赫德在中英商务司法案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当英国驻华使领馆损害到中国海关的利益时,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赫德的个人利益,同时也损害了英国在华的长远利益,所以此时赫德与英国驻华使领馆的矛盾急剧尖锐化,从而促使赫德在中英商务与司法案件中帮助中国政府在中英交涉中取得胜利。

民众心态对伊丽莎白一世婚姻外交政策的影响

民众心态是一国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伊丽莎白一世在处理对外政策方面,一直以婚姻谈判为手段,采取"均势"外交的战略,以维护英国的国家和民众的利益。特殊的执政环境,使女王非常重视当时英国的民众心态。民众心态对女王婚姻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王与法国、西班牙的联姻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