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孙复《春秋》学思想探源

北宋的孙复是庆历前后著名的《春秋》学者,所著《春秋尊王发微》具有浓重的尊王攘夷倾向。细绎之,《春秋尊王发微》在基本观点、尊王倾向,尤其是以日月时例解经等方面都与《榖梁传》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从这个角度讲,孙复丰富和发展了《榖梁传》的思想,对《榖梁传》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观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立德与立功——孔子与希罗多德对历史人物评价之比较

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分别是中西方史学的两部伟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春秋》以"立德"为先,而《历史》以"立功"为先。这种差异的形成不是因为孔子和希罗多德的个人差异造成的,而是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是深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

一本特立独行的书——孙玉明《红学:1954》评点

孙玉明的《红学:1954》是红学史研究中的一本力著。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此书在许多方面都别开生面、戛戛独造:标题新、史料新、观点新、立意新、作法巧、笔法妙、褒贬严。对史料的收集、梳理、甄别、取舍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对学术研究、政治运动中的人的现实遭遇、历史命运的思考、探索显示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臧否、褒贬则表明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全书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可读性也很强,这主要取决于作者独具匠心的选题、立意和新奇巧妙的作法、笔法。

柳诒徵的《春秋》学研究

柳诒徵学术思想的基础是经史合一,因此经、史同名同实正是其"史术贯通经术,为儒术之正宗"观点的体现,这一观点正是他对《春秋》学的发挥。所以,柳诒徵认为《春秋》为"史"且视三传为史学研究之法,但《春秋》在与《周官》相贯通并经圣人笔削后又具有微言大义。同时,柳学浓厚的政治性融化在其《春秋》学中,并对他认识史书撰述宗旨、正统观念、史学体例等史学发展的内容与形式诸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柳诒徵的《春秋》学是在为儒家经典的政治功能赋予新的生命支点,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民族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柳学也在为追求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实现"文化"认同而努力。

“春秋笔法”与《公羊传》词义研究

《公羊传》针对"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阐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据此,针对《公羊传》的词义研究以"春秋笔法"为研究切入点,分别从措辞、书例、语序等角度展开,探讨《春秋》大义。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例”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是经典诠释学,它从历史文本《春秋》中诠释出了带有历史哲学性质的"三科九旨"理论体系。产生于公羊学派诠释实践的"例",即诠释规则,对公羊学派的经典诠释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也限制了公羊学理论体系的生成。汉代公羊学者即以"春秋无达辞(例)"的诠释命题突破了例的限制,以便于理论建构。清末康有为彻底抛弃了例,从而终结了公羊学派的经典诠释学。

由“义见微旨”注再论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

多种证据表明《春秋微旨》不属于陆淳纂会啖助、赵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还采用类似《春秋集传》的解经形式,以及对啖、赵经说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可断定其撰作于大历十年后至陆淳更为独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若将《春秋集传纂例》卷七《执放例第二十七》中的“义见微旨”注,理解为陆淳所加的参见其著作《微旨》的说明,则不仅难以圆满解释他何以加之,而且行文多有逻辑不洽之处。此注或出自后世整理、校刻者,或原本为正文,在流传过程中被理解、抄印为注文。它最可能是在陆淳去世后吕温、柳宗元等完善其著作时被加入,其次则是北宋庆历八年朱临刊刻《纂例》之时。

錢穆《春秋》學論述及其所涉秦漢經學史

晚清民國時期僞經説蔚爲風潮,其中重大影響之一,在於康有爲、皮錫瑞今文經學史觀成爲後人省察秦漢學術之基線,當中存在著對經學、孔子學術、漢代學術的各項判定。然而他們的主張不僅爲古文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所質疑,錢賓四先生亦就其經學史主張,提出切實的學術史觀與論述架構。五經中,《春秋》出於孔子之手,既史且經,性質特殊,尤其《春秋》在漢代被推崇,復爲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爭議核心,是以秦漢之際《春秋》學流變如何,實爲架構秦漢經學史的關鍵論題。錢先生《春秋》學論述有其特點,尤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含括錢先生對秦漢經學發展的特殊見解,是以本文先説明錢先生《春秋》學觀的基本立場,其次論述錢先生講論,作爲先秦王官學與諸子學交界的孔子《春秋》學,以及講論作爲古學、今學之論的漢代《春秋》學等三部分,説明錢先生《春秋》學説及其所涉經學史論述中,不同於今、古文經學者的辨真之見。

新春秋学“臆断”《春秋》与中唐经学诠释范型的转换

作为一种新的经学诠释范例,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新春秋学在诠释体例、诠释原则及对经学的理解形式等方面均与此前的经学诠释有所不同。在此意义上,新春秋学新释《春秋》的诠释学活动成为中唐经学诠释范型转换的一个转捩点。但新春秋学沿循圣人心意探抉《春秋》大义的诠释学理解也同时面临“臆断”和“穿凿”的批评。在此,透过经学诠释学的视域,所谓新春秋学的“臆断之弊”,是对解释者在自己时代的特殊历史视域中代圣人立言并从而预先假定圣人意图所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质疑;而新春秋学新解《春秋》的所谓“臆断”和“穿凿”之嫌,仍然受制于他们自身所属的《春秋》文本的传统理解的“效果历史”的影响。对《春秋》文本真理和规范权威的必然性的确定,以及以《春秋》三传的诠释传统脉络为解释基础的限制,使得新春秋学诠释学理解的可能任意性受到限制而不至于“穿凿”《春秋》。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