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乐府研究特色及其学术渊源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是近代乐府学的重要成果,在乐府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也奠定了萧涤非在乐府学史上的地位。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作为继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之后的近代乐府断代史,其乐府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乐府观方面,提出“乐府创诸体”的独特观点,肯定各类乐府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综合性、多视角的作品解读方法,深入挖掘南朝乐府的价值和特色。《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体现了萧涤非师从黄节的学术渊源。无论是在汉代民间乐府的分类,对“清商三调”“相和歌”的认识和作品的解读上,抑或是学术精神上,均可窥见萧史对黄节《汉魏乐府风笺》的吸收。黄节、萧涤非作为“九江学派”后学,其对民间乐府的研究和重视反映了动乱时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也是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范例。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唐代乐府诗格律化倾向探析

唐代是近体诗格律不断发展并最终定型的时代,唐代乐府诗的创作也受到诗律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乐府诗集》、《全唐诗》中收录的全部2405首唐代乐府诗的格律分析,可以揭示唐代乐府诗的字句、用韵特点和五七言乐府诗的平仄合律程度、对仗使用情况,唐代十一类乐府诗中的同题作品和乐府诗代表作家的声律特点。通过声律考察,可以发现唐代乐府诗存在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从只求合乐到追求合律是乐府诗的重要演变趋势。

唐代平民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初探

唐诗中有很多歌咏下层劳动女子的诗句,尤其是其中有关服饰、化妆的描写,填补了正史对唐代民间女子服饰与生存状态疏于记录的缺憾。唐代民间女子即使身处盛世,仍生存艰难,这从她们的服饰、化妆不难看出,无论材质、式样、花色,民间女子服饰与贵族妇女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所透露出的生存状态之差距也是天上人间。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昉、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诗中有画”与王维诗史定位之起伏

"诗中有画"这一经典命题的提出对于王维诗歌接受史来说具有双重意义:虽然对扩大王维的文化影响和深入体认王维诗歌艺术特征来说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审美阐发加深并强化了王维诗歌与传统诗教之间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主流诗学中并没有起到提高王维诗歌地位的实际作用,反而致使其与传统诗学典范标准之间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以诗证史:岑参边塞诗中有关唐代西域名称的变迁

唐代在西域的军政、行政机构设置中不用“西域”之名,而代之以安西、北庭、碛西、镇西等名称。岑参的西域诗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变迁,为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晚唐乐府诗人述论

晚唐乐府诗具有相当多的数量和内容的丰富性,且不乏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晚唐乐府诗人的乐府诗观念主要有3种:以张祜为代表的以绮丽为美的乐府观;以皮日休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乐府观;以贯休为代表的"以文为戏"乐府观。以地域和诗人身份为划分标准,晚唐乐府诗人可分为3个大的群落:前期的绮丽派诗人群,后期的现实主义诗人群及乐府诗僧群。

鹳雀楼之诗——唐王朝兴衰的心灵史

山西鹳雀楼,是唐人登高赏会、吟咏寄情的名胜。今存九首鹳雀楼诗歌,分属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诗歌气象与情感基调随着时代的盛衰而变化。诗歌背后的诗心,折射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盛唐鹳雀楼诗反映出无限理想中饱满激荡的力量;中唐鹳雀楼诗透出盛衰之变中无法承受的感伤;晚唐鹳雀楼诗反映的是残山剩水中无所适从的幻灭。

六朝浙东人文与“浙东唐诗之路”

"浙东唐诗之路"是在六朝浙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与此期浙东的一系列人文积累分不开的。会稽侨、旧士族名士的活动、浙东地志及山水记咏之作、道教、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及其与儒学、玄学的交流,即代表了这种发展和积累的一些重要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方面诸多事态的相互关联和综合作用,奠定了唐以前浙东地区特有的若干人文特点和优势,渲染并放大了浙东山水及诸多名胜的举国声誉,从而吸引了深受六朝文化影响的唐代诗人纷纷前来探幽览胜。这就为"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合理的解释。

唐代弃妇诗创作对乐府的接受

唐代弃妇诗的创作显示了乐府诗的"母体"特性。质言之,乐府是弃妇诗产生的土壤,并滋润着弃妇诗。弃妇诗的发展源于对乐府的接受,其接受的方式:一是对乐府古题的承袭,二是对乐府古辞的承袭,三是对乐府现实主义精神的承袭。这种文学接受的诸端形式反映了唐人制诗拟乐府及脱化1的机制特征。

“天宝之风尚党”论

盛唐诗歌向来被视为中国诗歌的巅峰。李肇《国史补》对元和体的定位,以及对大历、贞元、元和诗风的概括,一向被人们视为经典性的切当的诗学结论,但对其"天宝之风尚党"的疑虑却置若罔闻。"尚党"即尚同,实际则谓盛唐诗歌的天宝时期存在着严重的雷同与模式化。如果从理想与精神的互同性、批判精神的互同性、表现形式与风格的异质同构三方面切入,"天宝之风尚党"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应当是符合实际的,它深入到后盛唐诗歌负面的实质。它使我们对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会有更全面深刻的把握。

张舜民其人及其文学创作

出身于邠州宜禄(今长武县)的张舜民是北宋中后期一位知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勇于反映民间生活,其《卖花声》、《打麦》及《长城赋》等诗文名篇,受到了历代文学选家的青睐。

唐代乐府中“以文为诗”的散文式作品探析

唐乐府总体上有较明显的格律化倾向,但少量诗作又表现出"以文为诗"的特点,与近体诗声律要求相差很大,多使用散文语法和散文笔法,从而增加了唐乐府风格的多样性和声律的复杂性。唐乐府"相和歌辞"、"新乐府辞"中"以文为诗"之作的出现既是相关诗作不入乐的结果,又是李白、元稹、白居易、僧贯休、僧齐己等作家个人风格的体现,还受到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体诗声律对诗歌内容的束缚。

从宴会诗序看唐诗创作趋向的转变

宴会诗序大致分为朝享宴会、文人游乐宴会、群聚赋诗宴会、家宴、赠别宴会五类。记录了应制唱和、群聚赋诗、节日游乐、离别送行等真切场景,具有广泛的史料价值,也是时代精神的折光,鲜明地展现出唐诗产生的文化背景。既有规模宏大的应制唱和,也有追寻魏晋风流的集体创作,既是时代风向的鲜明标记,也属独抒性灵的感性空间,更是人生感慨的真切流露。唐代宴会诗序是诗人性情的晴雨表,也是时代兴衰起伏的风向标,鲜明地表现出一代文风的变化:初唐尚丽,盛唐主气,中唐求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