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堂的旗帜下》:“神的旨意”启示的暴力挽歌

美国作家乔恩·克拉考尔的《在天堂的旗帜下》讲述了摩门教原教旨主义(基要派)教会以“神的旨意”的名义犯下的各种暴力罪孽。“血救赎”打着“拯救”的旗号惩处“罪人”,是主观暴力形式下对生命的漠视和残害;一夫多妻“配置婚姻”作为男权社会的婚姻枷锁,是体系暴力形式下禁锢女性身体和思想的桎梏;“全景敞视监狱”作为教会控制摩门教社区的专制管理模式,是机构暴力施加的一种宗教规训。在这些可见的主观暴力和不可见的客观暴力的蹂躏下,人们尤其是妇女陷入悲惨的深渊,小说表达出对极端宗教暴行的有力控诉。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从抽象理性到生存理性——试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

现代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不是偶然的,而是和西方人对理性的追求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世界建立起了以孤独个体为特征的理性形象。这种形象随着科学的产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存在论基础。生存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要告别理性,而是意味着追问理性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理性产生和衰落过程的追溯表明,理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即追求一种可以解释的合理性生活。生存论的出现表明,西方人开始认识到现实存在对人的理性存在的在先性,从而企图从现实出发重构一条走向理性生活的道路。

白族本主祭祀仪式象征意义的阐释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民间信仰。本主祭礼仪式是白族本主崇拜中最活跃并最具符号意义的元素,是白族文化的特殊形态,在文化人类学中有重要研究价值。探讨本主祭礼仪式的象征体系,对准确理解本主崇拜的宗教意义,全面了解白族的民族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论鬼神观念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积极意义

鬼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然而揆诸史乘,考察其对中国传统司法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对司法实践不乏积极意义。司法官员利用这种社会意识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同时司法官对鬼神的信仰也使其可能成为冤案平反的契机和慎刑恤狱的心理因素。这种司法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古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相适应,对古代案件侦破、冤案平反以及刑罚的轻缓都产生了正面影响。

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在引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史前时期土地神观念产生的两个阶段予以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土地神观念的产生始于原始社会自然宗教时期万物有灵思想下的土地有灵意识,但这时人类土地崇拜的对象,仍然是作为自然的土地,并未具有神的观念。当原始人类由土地生养万物联系到女性也具有土地一样的生殖功能,由单纯的土地崇拜转向“地-母”崇拜,土地神的人格化现象渐趋成型,土地神的观念到此才真正产生了。

墨学中的人文思想与科技成就

墨家学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在内的人文思想富有很强的人民性,是当时的"显学",并成为此后中华民族博爱众生、扶危救困、扶弱制暴、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同时,与先秦诸子普遍轻视底层劳动者不同,墨子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这使得墨子不仅在人文思想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领先于世界,特别是在诸如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成就,皆令诸子百家和同时代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望尘莫及。墨子是一个集思想家、科学家和劳动者于一体的圣哲。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大足石刻孔子及十哲龛初探

大足石刻孔子及十哲龛刻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在全国石窟中仅此一龛。大足的十哲造像是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十哲造像,其历史与艺术价值至为珍贵。大足的孔子及十哲龛是与佛教、道教造像并列开凿的,具有宗教的意义。宋人信仰儒教是为了聪明与智慧,儒教是信众们的智慧之神。

中国古代文化中孔子形象的三维透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总是按时代的要求和各自利益的需要,来重新阐述孔子思想,勾勒孔子形象。古代散文家们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描绘了孔子二重组合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孔子形象;而孔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巨大贡献,以及人们从中获得种种启迪而形成的崇敬心态,则使士大夫文人将孔子形象加以简化、单一、拔高,变成了无与伦比、只可仰视的"圣";由于统治者和野心家的政治需要,御用文人则按既定目标,想方设法将孔子打扮成了"神";而民间文学传奇的讲述方式,无形中又给孔子形象抹上了神秘的色彩。总之,这些异彩纷呈的孔子形象,既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生动记录,也是我国文学史上十分独特的"人物形象"景观。

基于缺乏之上的另类动力论——论笛卡尔上帝观念的发生

笛卡尔摒弃经验主义道路,否认无限来自有限之物的不断添加,而认为无限观念(上帝观念)验前地先于一切有限观念。在上帝是自我思维本身的条件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上帝观念说可谓是后来超绝哲学的理论先驱。结合精神分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见,人类精神总是处于缺乏(受到缺乏的诱惑)与欲望(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的张力之中,而正是其中的动力性促成了上帝观念的发生。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圣皮埃尔欧洲观念解读

圣皮埃尔是近代最早的比较完整地提出欧洲联合思想的人 ,被奉为欧洲联合的精神鼻祖。深入分析其欧洲观念 ,对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具有历史意义 ,更具有现实意义。

郑寿全《医理真传》贵“中”思想浅探

通过分析郑寿全《医理真传》,认为郑氏虽为"火神派"的代表,虽然擅用姜、附、桂,但是其更加重视中土脾胃,即贵"中"。贵"中"思想更能代表郑氏的学术思想。提出贵"中"思想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继承郑氏的学术思想。

神伦与友道——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谭嗣同《仁学》平等观

谭嗣同在《仁学》中运用基督教神伦和灵肉区分原理,批判传统不平等之纲常;运用基督教友道观念作为建立《仁学》新伦常的"圭臬",阐发伦理平等之义。

巫术思维与三霄娘娘之原型

三霄娘娘的原型来自于楚地民间的原始信仰,即包括神话积淀、鬼神信仰,也有古老的生物影像的投射;三霄娘娘具有突出的南方楚地巫祝文化的内涵,其演进过程中,遵从相似性、接触性两种巫术思维的规律,融合了其它神灵、动物的特征与作用;其形象通过小说《封神演义》完成定型,成为重要的生殖保护神,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论柏拉图“理念”论及其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之影响

在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理念"论是其核心,它充分彰显了古希腊人追问永恒、绝对之终极本体的渴求,尤其是其"两重世界"的划分和"善"的理念之绝对先验性和超越性以及"回忆说"表现出的一种神学倾向,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一拍即合,为基督教中彼岸世界与上帝之"合理"存在和"光照论"提供了思想根基。在一定意义上说,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核心。

柿本人麻吕的“天皇即神思想”与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

柿本人麻吕是日本万叶时代最著名的歌人之一,他的反映"天皇即神思想"的作品对古代日本乃至现代日本社会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所谓"天皇即神思想",顾名思义,就是说天皇是"神",而不是"凡人"的思想。事实上,这种思想完全脱离了古代日本传统的"人神分离"的神观念。那么,生活在这样一种神观念的社会里,柿本人麻吕为什么会萌生"天皇即神"的思想呢?笔者认为,他的这种思想,事实上和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圣埃克絮佩里作品中的尼采思想

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独特地位的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尼采的哲学思想,如超人思想、权力意志、主观战斗性等。但与尼采的推崇精英、贬抑民众不同,圣埃克絮佩里的小说张扬的是平常人在保持并发扬人类的本性的基础上,凭借主观战斗,完成自身承担的责任,从而实现由常人到超人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