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恩德文化的范畴体系

中国文化是恩德文化,就是以施恩-报恩法则规定人际关系,其中社会的管理者是施恩者,被管理者是受恩者、报恩者。恩德文化在不同的领域建立了不同的伦理范畴。在家庭领域形成了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德妻贤的伦理规范。在社会领域形成了以友敬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尊上恤下、敬老爱幼、朋友互信的伦理规范。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以忠顺为中心的伦理范畴,建构了君明臣忠、官良民顺的伦理规范。这些范畴都体现了恩德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体系。

古典文学中的“舍身弃子”——以孝顺与舍身的映射意义为中心

《今昔物语集》中的忠明跳落谷底不死的故事、佛典中萨埵王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和波罗国的须太那太子布施等的故事,呈现出东亚世界独特的佛典传播与接受史。佛教在印度形成时,“孝”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而传播到中国后,在中国的思想里,“孝”与“恩”的思想深深扎根,佛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因此带上孝顺与报恩的思想。从儒教的伦理来看,萨埵王子的舍身饲虎是“不孝”的。《三宝绘》须太那太子的故事强调了须太那太子出于对母亲的依恋才回国,传播了孝顺的观念。日本通过各种孝子故事接受中国的孝顺和报恩的思想,通过对《源氏物语》古注如《紫明抄》与《河海抄》等相关资料的分析,可知日本在接受从中国传来的佛教思想时,试图协调孝顺、报恩与印度佛理的冲突,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为父母牺牲的孩子不会真的死去,还会得到意外的祝福这样的孝子故事,这一孝子故事融入了日本的文化。

寓“颂世之音”于“乡邑之思”——《洪崖山房图》卷诗跋新解

《洪崖山房图》与王绂《湖山书屋图》在图式上具有关联,翰林官员所作同题诗文以“图诗卷”的形式表达明代官员的乡邑之思与颂世之音。明代早期政治文化语境中,官员定制思乡山水图体现了“忠孝一体”观念。将“洪崖山”置于“豫章十景”中,是胡俨作为中央文官精英对家乡风景的重新构建,通过将豫章的景观纳入“八景诗”的书写模式中,从而建立家乡与京城的关联。在对家乡与京城山水的观看中,明代早期官员的仕宦生涯与归隐生活都被纳入王朝权力场域之中。

乾隆朝忠孝诗教及其困境--以“兕觥归赵”事件为例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在江西学政翁方纲的协助下,明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赵用贤受赠的兕觥最终回归赵氏后人。这一桩关涉明清鼎革历史与忠孝大义的事件,经由翁方纲传扬,受众多文人雅士歌咏,成为推广清高宗所倡忠孝诗教的典型。但此桩南北共唱的盛事并未对乾嘉诗坛产生深层次影响,其所宣扬的忠孝诗教亦行之未远,这实乃受政治语境之限制、传统诗教之异化与朝野诗学之分化等因素的影响。“兕觥归赵”事件的诗歌唱和活动及其宣扬的忠孝诗教之困境,反映了清代文化政策在推行过程中未必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因此其对诗家观念和诗学风气的影响亦须辩证地看待。

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认同构建

该文探究孝文化在日本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孝文化在日本所表现出的特点及当代所面临的困境。该文首先梳理了日本孝文化的起源及在贵族时代、武士时代、平民时代各时代的传承及认同构建过程。在贵族时代“孝”是一种道德规范;武士时代,“孝”的表现形式更倾向于凝聚民族意识的“忠”,集中体现为“移孝为忠”;而平民时代,“孝”曾演变为“效忠天皇”的思想,一度被统治阶级所恶用。现代日本社会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孝文化的本质内容发生变化,但仍旧在家庭养老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中国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仅实现了孝文化“走出去”,而且真正实现了“走进去”,目前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

试论“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教育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文明赓续、强盛不衰,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引领与灵魂支撑。家国情怀、忠孝观念、抗争精神、通变意识和天人境界构成“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它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传递共同价值观念、反映民族集体人格的感情、思想与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核心表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追溯“中国魂”的源头,研究“中国魂”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魂”的核心要义,强化“中国魂”的教育功能,推动以“中国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每个学生筑牢中国根基、坚守中国信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价值、维护中国利益、永续中国血脉。

中华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是中华儿女的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升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和谐、助推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必由之路。在系统梳理孝文化演变历程、发展脉络基础上,理解孝文化的时代局限性,推导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实现孝文化“两创”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依托数字化手段,更新孝文化观念,强化孝文化教育,发展孝文化产业,推动孝文化传播,使孝文化真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Research on Huizhou Wood Carvi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 Culture

Huizhou wood carving on ancient buildings has been brilliant i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Huizhou wood carving like other folk arts can not generate and develop without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mother culture,among which CHENG and ZHU's Neo-Confucianism has made the most far-reaching influence that advocates feudal ethics and rites,shoulders the function of social civilizing and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develop ethics and morals.Huizhou wood carving generates under this special regional culture.Therefore,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ethic culture contained in Huizhou wood carving is of cri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Huizhou wood carving.Filial piety,loyalty,great endurance,marriage harmony,male superiority and female subjugation are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ethic culture,and this field should not be avoided in th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ethic educational culture.

宋代家书中的治家理念及当代价值

宋代社会的流动性加强使家书成为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家书中保留了大量有关家庭教育和家族治理的内容,这是宋代家书的精华所在。宋代士人的治家理念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演进的过程,用仁爱孝悌的理念倡导家族成员之间和睦相处;提倡勤俭持家,不仅是出于节约家族财产的考虑,更是以此培养士人淡泊坚韧的品德。科举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对宋代家族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此,诗书传家成为家族兴旺和保持家声不坠的主要途径。宋代家书中的治家理念对今天倡导传承优秀家风、建设和谐家庭依然有许多借鉴意义。

论冯友兰对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

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既是儒学现代化的需要,也是中国现代伦理建构的重要课题。作为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伦理观上,冯友兰力图澄清人们对儒家伦理的某些误解并对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予以肯定。他创造性地以“新理学”为儒家伦理提供形上学基础,同时结合唯物史观提出道德层次论,还通过辨名析理、抽象继承等方法探索转化创新的具体方式或途径,这些研究对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儒家伦理的转化创新和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的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王阳明的“忠孝”诠释、体验及其困境

王阳明的“忠孝”诠释既有义理建构、价值坚守,又在伦理层面遭遇理论与实践的困境。对于“忠”“孝”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阳明的应对方案是:一是在经典诠释中赋予“忠孝”良知学的意蕴;二是在“心”的主导下直面“忠孝”困境。由此化解“忠孝两难”,在“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的基础上“权轻重之宜”。尽管“良知”在主体面对“忠孝”所产生的困境中发挥了作用,但依然属于“不得已而为此”。

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兼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一种伦理进路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形成有着基于宗法制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家国情怀”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与家国一体,在更深层意义上则需要结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来理解。同时,“大一统”“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是“家国情怀”的内在价值线索,沿着这一价值线索,可以在现代化转型中找到“家国情怀”的现代版本,即爱国主义。通过这种伦理价值分析基础上的从家国情怀到爱国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并挖掘民族复兴的深层次力量,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种思路。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中江藤树哲学思想研究

阳明学中的“致良知”“万物一体”等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还在朝鲜、韩国、日本等国家得到广泛普及。随着阳明学在日本推广的不断深入,日本学者根据本土文化特征赋予了阳明学新的内涵。本文以日本阳明学开山鼻祖中江藤树的思想研究为视角,从日本阳明学的创立、中江藤树的哲学思想(良知观、圣人观、忠孝观、儒佛观)、阳明学对日本的深远影响等三个方面着重论述阳明学之于日本社会的重要价值。

试析满族家谱中蕴含的忠孝观

满族家谱作为满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文献,详细记录了满族家族的世系、血统、祖先、亲属关系以及重要事件等信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家谱中,还包含了详尽的家族行为规范和家庭道德等内容,这为研究忠孝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一手资料。因此,通过对满族家谱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来深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忠孝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具体将体现为满族男子忠于君主,扬爱国主义;满族女子忠于夫君,守贞节观念;对待先祖做到尊宗敬祖,慎终追远;对待家人尊老敬上,永言孝思等方面。

明代人物画、笔札中的乞丐文化形象论析

乞丐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一。在明人创作的绘画和笔札中,乞丐除了具有贫贱的一般形象外,还具有孝亲、忠义和罪犯等特殊文化形象。孝亲乞丐的故事见于多部明人著述,其孝行是被刻画的重点。明遗民的著述中记载了多位忠诚于故国的乞丐;明代笔记小说中也有记录一些身具拾金不昧、乐于助人和见义勇为等品德的义丐。有些乞丐为求生存而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活动。及至晚明,有文献记载丐首和乞丐团伙的严重恶行。明人对乞丐一般形象的刻画与书写主要是出于怜悯或厌恶的心理;对孝亲、忠义等形象乞丐的书写主要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乞丐有组织犯罪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也是明清律法对乞丐“采生折割人”施以重刑的主要原因。

妈祖文化中的孝慈观

妈祖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神之一,具有鲜明的女性神特质。该特质涵括妈祖文化丰富的哲学思想元素,融合儒家伦理与海洋文化思想特征,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妈祖文化孝慈观内涵。本文通过儒家哲学和道德伦理的研究视角,挖掘妈祖文献史料中关于孝慈观的来源,进而分析孝慈观的主要内容“孝”和“慈”,即孝悌思想与仁慈忠义。孝悌思想包含妈祖的孝悌之心、孝悌之行与孝之德,仁慈忠义指的是妈祖文化中护国庇民、惩恶扬善的内容。孝慈观的外在特征表现为妈祖的“慈母形象”与“妈祖”名称,二者均具有显著的慈母色彩。妈祖文化孝慈观是妈祖文化思想的发展根基,亦是妈祖文化区别于其他男性神文化的思想观念。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孝伦理重构与老龄化的应对

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在此基础上,相关老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基于这种认识,以孝伦理的动态演化为主要考察线索,讨论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和传统孝伦理衰微的主要原因以及对老龄化应对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