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的特点

清代理学沿承宋、元、明,但有自己的特点:一、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二、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三、鸦片战争后,理学受西学冲击,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四、宋学、汉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

明末清初地方儒者的宗教关怀

明末清初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如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洊、河北的魏裔介等,他们在儒学信仰之外,在宗教问题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值得关注。主要有三点:一、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应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他们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从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从“崇儒”到“重道”——清初朝廷对民间理学的认同及歧异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陆陇其“工夫论”思想研究——以《问学录》和《三鱼堂剩言》为中心

陆陇其为明清之际尊朱辟王、践履笃实的理学代表。基于对学术的认知和时代的要求,他较少措意冥想,而侧重对"工夫论"的阐发。其虽解释"格物"之意义在明善,非是博物洽闻,却并不因此认同只须求诸心,而主张格物与存心两进。他剖析"敬"之内涵,在"敬""静"之辨上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以及师承中的分离倾向。总体而言,陆陇其的"工夫论"思想消解了传统道德的形上色彩,对清初理学之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的译介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顺利传教而附会儒学,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介到到西方,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四书"、"五经"为基本研究本体,将先秦儒家经典的译介时间界定为"学习""化用"和"研究"三个阶段,探讨儒经译介的"文化适应"背景,分别梳理"四书"和"五经"的译介历程,分析儒经译介对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力图重现这段重要的"东学西传"翻译史。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求同”与“存异”:明清之际儒学社会性格的转变

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是传统儒家士人的最终职志,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与他们的行道对象——同处于此世的社会大众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与儒学的内在逻辑和外缘环境两方面同时相关。在不同时代,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是变动不居的,儒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动而表现为接纳大众或疏远大众两种倾向,即所谓"求同"和"存异"两种社会性格。明清之际,儒学的理论重心出现了从"道在人心"到"道在六经"的转移,同时又处在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明清鼎革剧变的外缘环境中。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社会性格从主动地"求同"转变成为有意识地"存异",从主动地接纳大众调整为有意识地与大众保持距离。以往的研究通常将清代考据家埋首故纸、不问世事的姿态解释为政治压力的结果。这自有其依据。但是如果把考据家的不问世事理解为始终与一般大众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的话,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许就不全是因为政治压力的"被动"姿态,而更是一种"主动"选择。

《性理精义》与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

清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世俗一面是由康熙《圣谕十六条》及其后雍正所衍的《圣谕广训》为代表,在形而上一面则是康熙和李光地所定的《御纂性理精义》。《性理精义》一书,是康熙授意李光地等理学大臣删整明代理学名著《性理大全》而成,其目的在于通过尊崇朱熹之学而将治统兼合道统。《性理精义》一书体现的,正是康熙帝王术的具体一面。李光地学行不一,杂糅诸学以迎合帝王。君臣共同完成了清初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孤本《近思录传》与清初的理学转向

上海图书馆藏清张习孔《近思录传》是一个孤本,它是清代第一部《近思录》注本,纠正了明代流行的周公恕《近思录分类集解》对《近思录》理论构架的改编。在诠释《近思录》时,强化了理学的经世作用,告诫和批判统治者,强调他们的政治责任,并且重新重视理学的知识传统,强调经史的作用。既标示了清初程朱之学的复兴,又体现了中下层士人在理学构架中寄寓的政治关怀和知识关怀。

清初程朱理学“复兴”标志论略

程朱理学推动了清初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一过程中于康熙中叶前后实现了自身"复兴"。其标志主要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重新确立,在社会观念上获得广泛接受,以及编纂理学学术史著作热潮的兴起。

明末清初中州诗坛的文化背景与心态构成

明末清初,诗歌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色。就中州一地而言,可谓名家辈出,但也贰臣频现,有着典型的易代文人的人格心态,这与中州文化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梳理其文化背景、心态构成对诗风流变的影响,对建构当时的历史空间和诗坛风貌有重大意义。

清初“辟王尊朱”经学思潮的形成及其对科举考试的影响

经学流派繁衍迭变,此消彼长。明清鼎革,“辟王尊朱”经学思潮形成,程朱理学重获意识形态正统地位,而阳明心学则被指为“叛经乱道”的罪魁祸首。此经学思潮不仅推动了清廷“崇儒重道”文教政策施行,加强了对士习文风的整顿,而且对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影响深刻,三级考试的试题内容具有明显的“辟王尊朱”经学立场,使其具有鲜明的学术思潮转型印记。

清初理学的重建及其意义

清初 ,国家重新确立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清初理学的重建并非仅仅是向旧的传统复归 ,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积极意义的举措。它不仅填补了在思想和伦理领域出现的空白 ,而且弥合了民族之间思想意识的鸿沟 ,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解与文化的融合 ,也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迅速的稳定。

清初庙堂理学之争——以崔蔚林与康熙帝的辩论为例

崔蔚林为清初夏峰学派中坚,毕生秉持乃师孙奇逢兼收并蓄、回归孔孟之旨,屡经顿挫,矢志不渝。他与康熙帝的辩论,尤能体现当时庙堂理学由王转朱的趋向。

清初儒家学者反传统礼教观念的萌生

明季清初,社会动荡。满族政权入主中原,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部分儒家学者不愿与新政权合作,选择以避世方式著书立说,反思历代兴亡更迭,并对一些传统观念提出批评与否定。其中,关于妇女守节与再嫁的婚姻选择,儒家学者也多有论及,并产生不同看法。以往的研究较少注意到这一时期儒家学者对于妇女婚姻方面的观点看法。其所表达的极具反传统的婚姻选择的主张,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学界引起关注。

率性人生图 美满群芳谱——清末民初狭邪小说文本研究之《绘芳录》

在清末早期狭邪小说中,《绘芳录》无论从思想、审美意蕴还是艺术成就上,都不逊色于其同时代的其他"狭邪小说"。它生动地描绘了一批清代名士淡泊名利、率性任性的诗意人生,表达了不为物役、保持真我的人生哲学,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中道和谐、率性本真的文化精神。"绘芳园"作为全书的核心意象,是这种儒道互补人生哲学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因此《绘芳录》与其说是一部狭邪小说,不如说是以"狭邪"为线索的世情小说、人生小说,文化小说。

故国与新朝之间的彷徨——清初理学名臣陆陇其的出处抉择

陆陇其作为清初的理学名臣,面对明末清初激烈的社会变革,认为君子面对"出处"之难,当以"道义"为先,其出处观是与传统的"义利之辨"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君子不可以功名利禄而撄其心,而应该在艰难的出处之中践履其德性,通过功利场之中的戒惧慎独从而使得自己的出处合于儒家道义。

略论清前期理学的复兴、作用和影响

清朝前期,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理学仍然是风行学坛、无可替代的学术流派。活跃于大江南北的主要学者,非尊程朱,即崇陆王,或者打出调和程朱陆王的旗帜,真正高张"反理学"旗帜者不啻凤毛麟角。在此期间,程朱理学的复兴无疑是清朝前期思想学术变化的重要一幕。程朱理学之所以复兴,不仅受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而且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适应了清初社会由乱而治、重建封建秩序的需要。此期的程朱理学具有政治性、学术性的两重性质,充当了官方哲学的角色,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和复杂的社会影响。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