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证人的作证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作证、不出庭的现象严重。观古今中外立法例,从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角度出发,赋予特定公民以证人作证特免权,有利于改变证人拒绝作证的现状,维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构建我国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应制定好适用的原则与范围,并完善相应配套机制,以有效解决实践问题,实现利益均衡。

作证特免权的价值追问

作证特免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都是过程性价值,是目标性价值的体现。作证特免权的外在价值在于保障和促进证人证言所涉及的特定社会关系及特定利益,其内在价值则在于保障被告人和证人的权利,同时规范证人作证制度。作证特免权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法律价值的层面上实现了价值的动态均衡。

律师拒证权的法经济学分析——以证据资源的稀缺性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对抗制体系下,控辩双方对证据资源的需求和证据的供给之间发生了紧张关系,使证据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对于证人证言这样一种公共物品,法律通过设定真相作证义务满足了刑事诉讼对证据的需求。而对于律师基于职业关系所掌握的被告人的秘密信息,如果严格贯彻真相义务要求律师作证,则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影响问题。对于外部影响的解决,科斯定理给出了基本思路,即明确被告人对其秘密信息的排他性产权,并设立律师拒证权予以保护。

和谐与秩序:亲属拒证权的理论之维

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以拒证权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亲属拒证权一直未见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对东西方容隐法制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两者共通的和谐与秩序的价值追求,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亲属拒证权规则提供可资参评的理论支撑与根本理念。

“诱惑”的魅力与毒刺——从证据法角度浅析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实效性极强的侦查方式日益受到侦查实践部门的青睐。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效力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侦查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之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坚持有限豁免性。

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修正

在保障公正效率的同时,现代刑事诉讼立足于对维系伦理道德的追求,产生了“证人拒证权”的概念,并在诸多国家立法中有所体现。新《刑事诉讼法》突破了拒证权在旧法中零的规定,明确赋予部分亲属以出庭作证特免权,但在证人均有作证义务的法定原则下,亲属证人仍有作证义务,且可能存在被要求庭外作证的弊端。同时,亲属范围过窄也不利于家庭伦理的维系。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完善有其文化基础和立法基础,并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伦理的维系及价值的平衡,可从排除亲属证明能力、拓宽亲属范围和适当限制拒证权行使等方面对亲属作证特免制度作出进一步修正。

刑诉法二次修正草案中亲属拒证权的历史渊源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亲属拒证权的规定,既是对西方法律的借鉴成果,也是对中华法文化精华的继承,标志着我国证据制度正在接近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探析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能有效分化瓦解犯罪联盟,是鼓励犯罪者和追诉机关合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其理论基础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我国法律中有关类似的规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是体现了其精神而已。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对严重刑事犯罪适用该制度,并建立起相应的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