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The“Emperor’s Edict”and the Emperor’s pow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Emperor’s Edict”refers to the writing of emperor himself.In the context of serving as official document,it refers to the special writ issued by emperor for sake of administering national affairs.In the official document system of Song Dynasty,“Emperor’s Edict”had always been an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at that time due to its unusual functions in terms of drafting,promulgation and power.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generally conceived by academic circles as a period when the“Administration by Emperor’s Edict”was gradually phased out.We did observe,however,with“Emperor’s Edict”placed in historical panorama of the early year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an ever-strengthened power and prowess of“Emperor’s Edict”as backlit by several historical incidents such as Emperor Gaozong’s controlling and manipulating by“Emperor’s Edict”of the national armies.It reflects the political truth of strengthened imperial pow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Hence,we can have access to another facet of the politic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新出《李世寿墓志》与唐初宗室治理交州论考

汉唐时期交州是中央王朝开拓经略南部边疆和海洋的重镇,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安危密切相关。六朝至唐初交州地区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而复杂。新出《李世寿墓志》记载了唐初皇室成员李世寿出任交州都督的背景和经历,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于交州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唐初中央先后委派了至少6位皇室成员出任交州都督,同时又通过增派御史、黜陟大使等以加强对交州地区官员的监督和查处,其结果既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央王朝的交州吏治问题得到很大的改观,也为唐朝对交州地区的有效治理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繁盛发展创造了条件。

出土墓志所见唐翰林学士承旨崔汪事迹补考

崔汪,唐昭宗朝翰林学士、承旨。其入翰林院事迹,岑仲勉《补唐代翰林两记》、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均有考论。然而,由于资料缺失,崔汪入院、出院时间、在院期间职官变迁等,阙疑者甚多。今据新见崔澄《唐故太子宾客崔公墓志铭并序》,结合传世典籍考定崔汪约大顺二年以兵部郎中充翰林学士入院,旋加知制诰、承旨,历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于景福二年十月稍后出院。在院时间,前后约三年。又,据出土石刻,亦可以考定崔汪家世、生卒年、入翰林院前及出院后的仕历、其文学影响以及墓志撰者崔澄事迹等。拈出此等,以为附论。

北齐后期发敕、发诏授官及其影响——以《文馆词林·敕上·除授》为中心

《文馆词林》保存的北齐后期皇帝除授官员职务的“敕”分为两类:一为“件授如右”敕,是北齐皇帝对吏部上奏官职拟选名单的批复,它是吏部铨选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除授官员职务敕,它与发诏授官同属官职除授的重要形式,但各有对应的官职除授范围。北齐后期皇帝发诏、发敕授官和“件授如右”敕,不仅与唐代“册授”“制授”“敕授”和“旨授”存在渊源关系,是唐代选授之法的重要来源,而且对唐代制敕授官文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西汉“儒术”与“儒学”的融合——以诏令引经为视角

“儒术”定型于汉武帝以后,在西汉中后期逐渐与“儒学”相融合。帝王诏令常征引儒家经典,武、宣时期主要以儒家经典为既定的政策提供依据,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披上儒学外衣,元、成、哀、平时期以儒家经典为出发点制定政策。儒家经典成为诏令的直接理论来源,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无不体现儒家思想。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盗寇、镇神与宗族:《嘉应庙敕牒碑》所见宋代江南市镇

《嘉应庙敕牒碑》是探讨宋代江南市镇的珍贵史料,通过分析碑文可知,盗寇、镇神与宗族是影响宋代江南市镇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市镇之所以易遭受盗寇劫掠,除了其市场繁荣、聚集大量富室大户外,还因为市镇官权力有限,市镇军事防卫力量薄弱。市镇塑造镇神,不仅可以起到凝聚市镇人心的作用,而且有整合市镇松散地域社会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镇民,在各种祭祀和求封活动中,强化了自身市镇居民的身份认同感。宗族大姓对市镇的贡献主要是协助监镇处理镇务,充当镇民与地方官员沟通的桥梁,以及对市镇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他们之所以积极参与市镇事务,除了基于自身身份地位而产生的“责任感”外,更重要的是想从这些“公益性”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权势,以维护家族在市镇中的地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皇权政治视域下的唐代边疆封授政策

唐代的边疆不能用现代国家疆域划分的方法来理解,应放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明确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支配作用,以便于还原古史真相,避免从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方面的误读,形成对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正确认识。唐代边疆有地理与军事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三个维度的意涵,边疆封授包括边疆册封与授官两个方面,是边疆思想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典型体现。从“天子”与“皇帝”的内涵与适用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皇权对天下的支配是边疆封授得以施行的关键政治背景。唐代边疆封授有着划分等级、区分内外等内在规律,但无论边疆如何变化、封授如何灵活,维护皇权是根本使命,皇权政治是古史体系中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运转的基轴。

清代涉藏敕书语种及其演变原因探析——以1636-1720年间的涉藏敕书为例

敕书、诏书、铁券文书等作为祖国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萨迦行政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频繁的交往开始,到清朝中央政府通过颁赐敕书、敕令和赐予封号等形式,与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和宗教人士之间建立起丰富的书信交往,逐渐累积形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文书档案。这些档案不仅记录历史事件,还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团结统一提供了有力支撑。文章主要聚焦于公元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上半叶有关西藏历史的敕书,分析这些珍贵的文书档案如何成为研究西藏历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探讨从“单一蒙文”转变为“满蒙藏文三体合璧字”的原因,认为这一转变主要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实际需要,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涉藏工作中为更好地沟通、管理并对各民族的尊重而采用了多文字合璧的书写形式。这一转变对于理解清代涉藏敕书的形成、保存和解读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揭示了这些文书在西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档案学上的特点。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西藏地方历史的认识,而且也为理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所见两宋之际政治格局

《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是汪藻奉命以元祐皇后之名书写,宣告天下由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实为收拢人心、维系赵宋统治的四六文。此书客观反映了两宋之际政治格局:就赵宋内部状况而言,“中原无主,暗流涌动”,传统的赵宋王朝统续存在不稳定因素;从南北政权之间、伪政权与赵宋政权之间来看,“金强宋弱,金进宋退”,金朝的强盛与宋朝的孱弱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格局的影响下,赵宋君臣亦展现出“期盼中兴”和“渐进保守”的复杂政治心态。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唐代应制诗修辞对唐诗繁荣的影响——以对偶和用典为例

唐代应制诗繁荣,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对对偶、用典等辞格多有选用,而对众多辞格的选用助推了唐代诗歌的繁荣。

唐代上书、献策与选举制度的关系考察——以时政与选举为中心

唐代上书、献策拜官与时政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士人释褐、迁转中起了重要作用。唐代上书、拜官在士人释褐、迁转时的授官,明显高于进士科、制科、科目选出身的授官品阶,多为中、基层官的清望官,并为奇才异能之士提供了快速释褐、超资迁转的机会与途径,有效弥补了常举、制举和吏部科目选选人遗才的问题,客观上促进了士人参与上书言事、评论时政的积极性。该制还为唐代最高统治者提供了治国良策,有效地建立了最高统治者与基层士人沟通的渠道,从而弥补了时政之弊。唐代上书、献策取人与时政开明、皇帝纳谏风气紧密相关,主要集中在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朝,以玄宗朝取人最盛。

陕西西安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发掘简报

2018~202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对唐华清宫朝元阁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六层建筑遗迹。最下层的早期建筑遗迹构成一组形制复杂的高台建筑群,在两层夯土台上残存两条踏道、两座廊屋和一座亭榭。各层出土遗物均以瓦当、板瓦、鸱吻等建筑材料为主。结合出土建筑材料和文献史料初步判断,最下层的早期建筑遗迹为唐代华清宫禁苑建筑朝元阁,其上的五层晚期建筑遗迹分别营建于宋金、元代、明代、清代四个时期。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