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清代官学教材探讨

清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官学教育与文教政策、科举制度结为一体,对教材产生制约和影响。清代以《四书》《五经》《数理精蕴》《大清律例》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为主的官学教材服务于官学教育实际需要,并同时发挥封建王朝选拔官吏、造就地方贤达绅士以及传播学术文化、教化民众等多种功能。清代官学教材不仅保障官学教育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封建社会秩序,也作为中华文明厚重历史资源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当今学校教材改革有着深刻的启示。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唐懿宗朝试赋研究

试赋是唐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唐代试赋的研究考证材料众多,但论者多以其程式化的体制、颂圣化的内容而忽视其丰富的时代内涵与人文精神。通过对唐懿宗朝6场试赋的赋题、赋韵、赋文、赋体、主考官等因素分析,发现6场试赋既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史学价值,也具有崇儒宗经的文化导向、帝德建构的文化精神和朋党斗争的时代内涵。唐懿宗朝6场试赋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是后人了解晚唐士人思想、社会风尚的重要载体。

比丘林1834年《大学》俄译本手稿初探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1834年翻译的《大学》译本内容丰富,语言准确,系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大学》外译本之一。该译本虽以手稿形式保存,暂未出版,但具备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该部手稿为基础,从历史背景、底本考证、译本结构、学术价值四个层面对手稿进行了描写与分析。研究表明,该部手稿以清代坊间的应举用书为底本,在引介儒家经典的同时,还能够为俄国汉语教学提供高质量教材。译本不仅包括《大学》原文和朱熹章句,还涵盖了历代诸儒辑要、书塾讲义、人物考等多项内容。手稿将科举制度下中国文人对儒家经典的释义与解读原汁原味地译成了俄语,对俄国汉学的奠基与发展、对俄罗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故交、宗盟与外臣:蕃书所见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的演变

会昌年间,灭亡漠北回鹘政权的黠戛斯再次与唐朝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唐朝的册封来强化自身在草原的统治。唐朝对待这位强大新邻的态度最初非常谨慎,表达敬意却不明确承诺;直到确认双方过去交往的历史后,为争取在回鹘问题上的合作,才以所谓“同族”关系为基础,与黠戛斯确立了宗盟关系,最终给予其册封。唐朝末年,随着黠戛斯西归,双方地理距离被拉远,各自诉求发生变化,虽友好依旧,但唐朝对待黠戛斯的礼仪却有所下降。蕃书王言向我们展示了会昌以后唐与黠戛斯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天下秩序下唐朝与民族政权交往的诸多细节。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要素分析——以师友与科举为中心

师友和科举等外部要素是推动明朝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明代云南文学家族重视择师择友之道,不仅注重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的直接教育,还会选择学识渊博或在社会和官场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师为友。师友可以增强家族势力,使文学家族在知名度上得到提升,扩大了家族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族形成和延续家族人才链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指引文学家族对时文的取法,影响文学家族的兴衰,文学家族通过一定文化积淀抵制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师友与科举对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时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家族人员选择名师以提升自身文学素质;地域空间内重要人物对于文学家族形成和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动态视域下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对文学家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立足当下学术语境,师友与科举可谓研究明代云南文学家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的两个关节之处。

科举、选本与思想史——以南宋最后百年为中心

南宋最后百年用于举业的文章选本编纂史表明,策论写作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策论类文章选本鲜明的学术特色,呈现出思想传统在科举场域下的发展脉络,即“永嘉”与道学的分歧对抗到“永嘉”融入道学的过程。道学在科举场域的权威地位,融入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对之前占据科举场域的永嘉学术的批评、朝廷和考官的态度变化以及书商、考生等多种社会角色的正面回应。科举场域对拓展后的道学思想产生了负面影响。

唐代选官制度得失——以科举制为中心的思考

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其科举制选拔人才具有选拔范围的开放性、选拔标准的全面性等优势,在吸纳人才、促进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但唐代科举制也存在忽视公平、选拔的人才行政能力欠缺、忽视道德问题以及科举中的一些陋习易滋生朋党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制定并实行实际的选拔标准及规章制度,保障其有效实行。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皇权政治视域下的唐代边疆封授政策

唐代的边疆不能用现代国家疆域划分的方法来理解,应放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明确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支配作用,以便于还原古史真相,避免从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方面的误读,形成对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正确认识。唐代边疆有地理与军事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三个维度的意涵,边疆封授包括边疆册封与授官两个方面,是边疆思想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典型体现。从“天子”与“皇帝”的内涵与适用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皇权对天下的支配是边疆封授得以施行的关键政治背景。唐代边疆封授有着划分等级、区分内外等内在规律,但无论边疆如何变化、封授如何灵活,维护皇权是根本使命,皇权政治是古史体系中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运转的基轴。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