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数字化为文明赋彩——文物和文化遗产数字技术应用现状与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已从最初的信息储存和传输,发展到数据处理分析,进而进化到今天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与展示,在文化遗产研究、记录、保护、利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形成覆盖文物保护工作全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并不断创新核心技术与设备,形成通用技术与国际并驾齐驱、特色技术引领国际潮流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在考古遗址三维空间信息的获取、分析、模拟、研究和展示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古代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等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新一代测绘技术,可实现对建成遗产三维数字形式的记录与保存,在精度、纹理、展示分析、交互以及文物古建的数字修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空间历史大数据”途径,可以打破过往人文学科与空间操作之间的知识鸿沟与技术壁垒,促进文化遗产以体系化技术操作实现“公众化”,通过文化空间实践达成未来城乡高质量发展和历史人文知识存续之间的良性互动。数字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然从保存、宣传扩展到传承、振兴的层面。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化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文化遗产数字化面临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资源等挑战。

政府引导下古迹类文化传播的激励机制研究

为有效提升我国文物古迹类文化产业的文化影响力,促进文化产业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提升全民文化素养。基于有限理性和利益最大化原则,依据政府、文化产业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文化传播交互行为,提出了相关的假设,构建了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古迹类文化产业机构和消费者三类主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借助Matlab仿真模拟了策略演化,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对经营优秀的文化产业机构实行免税政策,引导文化产业机构文化传播,实现三方帕累托最优策略均衡;政府和文化产业机构文化传播的素材量、消费者受文化传播影响花费的费用,以及消费者吸收的文化知识量对文化传播具有促进作用;消费者实地参观收益系数对三方博弈演变结果的影响作用最大,体现了消费者实地参观后总体评价的重要性。

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概况

在采取文献、访谈、实地踏勘相结合的全面系统调研基础上,本文对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现状予以概述,一方面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遗址遗迹加以梳理分析,从而凸显其历史价值和时空分布特征,另一方面对各个行政区遗址遗迹做适当简述,从而为相关部门和文博、古建、中医药等领域专业人士加强对遗址遗迹的重视和保护提供史实依据。

文旅融合下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开发研究

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是人类光荣红色历史的宝贵见证,科学保护和开发革命历史遗址遗迹,既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加强革命精神教育、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要求。鉴于此,从文旅融合的视角,探讨了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阐述了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现状,并对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保护与利用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结合分析结果提出了文旅融合下新疆革命历史遗址遗迹高质量开发的建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过程及思想渊源的历史考察——兼谈关于名城制度提出者之惑

在广泛查阅一批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1982年我国出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时代背景、社会诱因和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进而分析了这一制度的思想渊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各地历史文物古迹屡遭破坏、国家各项管制措施乏力的紧迫形势下,借鉴国际历史古城保护经验和我国于1981年3月先行建立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制度,将1961年建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拓展至城市整体层面的一项制度设计,建立之初具有扩大化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色彩,稍后于1986年建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践操作具有重要完善意义。

清代毕沅对西安文物古迹的著述和保护考略

西安地区文物古迹众多,历代陕西、西安主政官员的活动很多都与文物古迹相关。毕沅作为清代中期主政陕西的著名学者型官员,在西安的时间较久,并且在施政中、学术上尤为关注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他详细考证了传世方志文献中关于西安文物古迹的记载,对错误简略之处进行了补充,在施政过程中主持编撰了地方志、金石志等文献记叙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在方志文献中首先创立了文物古迹相关分卷,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维护西安的文物古迹,长期以来搜集了众多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在陕期间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歌咏西安的文物古迹,为后人了解清代中期西安文物古迹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客观上对西安的文物古迹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基于GIS的重庆市级以上文物古迹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以重庆市级以上文物古迹为研究对象,基于GIS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重心模型、核密度和热点分析等方法,揭示重庆市级以上文物古迹空间分布特征和规律。结论如下:1)从重庆市“一区两群”来看,主城都市区市级以上文物古迹最多,达到406处,占比64.44%,按照不同文物古迹的年代特征,明清时期文物古迹最多,为227处,占比36.03%;2)重庆市级以上630处文物古迹最邻近指数0.41,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3)重庆市级以上不同年代文物古迹重心从石柱县境内向渝北区境内移动,呈现出从东部向西部移动趋势。文物古迹核密度沿长江、乌江以及嘉陵江周边呈现出聚集趋势。

椟珠之辩——成都汪家山石刻造像空间环境整治设计的思考

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有大量文物古迹不仅需要对其本体进行加固修缮,还需增设保护性设施建设来保障文物古迹和人员安全。在既往的众多文物保护案例中,淡化保护性设施的外形显然成为了最主要的设计趋势。然而,保护性设施作为文物古迹的“椟”,其对“珠”(文物古迹)的风貌举足轻重,尤其是大部分文物古迹都具有旅游价值或处于旅游区内,一个精美的“椟”是否可以更加体现“珠”的风采和价值?“椟”和“珠”的关系需要深入辩证和思考。

阿里地区文物古迹调查研究

素有“千水之宗,万水之源”美誉的阿里地区,是西藏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地位在藏文化发展史上至关重要,且深刻地影响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公元11世纪,该地区已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与第三次厘定藏文规范化的发轫之地,同时亦成为反击、批驳当时盛行的各类邪术邪行的“防火墙”,及时阻断其传播及泛滥,对净化宗教文化生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次调研,选取阿里地区的四座古刹、旧城遗址以及数处典型民俗村落为考察对象进行实地考察,以所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同时采用当地政协历史文化编写组的几名成员和学者的面谈访问材料,就阿里地区的地理状况、地域文化、民风民俗、建筑风格等方面进行了详悉而精当的探析与考证,以供广大读者及科研工作者翔实丰富的调研资料以及近距离感受民俗风采。

长沙铜官窑谭家坡遗迹馆内优势病害真菌的分子鉴定

针对长沙铜官窑谭家坡遗迹馆内大肆爆发的微生物病害,为确定造成考古遗迹污染的优势真菌类型,项目组开展了病害真菌的现状调查和快速检测鉴定工作。利用无菌手术刀收集考古遗迹表面典型病害微生物的菌体样品,通过提取样品基因组总DNA、真菌ITS区PCR扩增、构建克隆文库、序列测定和系统发生关系分析等技术完成了病害菌的分子生物学鉴定和类群组成特点分析。结果表明,遗迹馆内考古遗迹表面爆发的主要病害菌为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um)、白腐菌(Phlebia brevispora)、荷叶离褶伞(Lyophyllum decastes),它们分别隶属于丛赤壳科(Nectriaceae)、伏革菌科(Corticiaceae)、离褶伞科(Lyophyllaceae),均为营腐生真菌,与土壤中木质材料的降解密切相关。考古现场大量的根系残留为病害菌的大肆繁殖提供了重要的营养源,而高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是促进病害菌快速生长扩散的主要环境因素。建议人工清除病害菌和根系残留,并对遗迹馆进行适当的环境控制。

保护三峡工程影响的重要文物古迹的经济价值评估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条件价值法,评估了保护三峡工程影响的重要文物古迹的经济价值。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 036份。分析结果表明,有63.13%的反馈者愿意为保护三峡工程影响的重要文物古迹而支付费用,平均支付意愿值为100.17元/年。同时采用列联表及卡方独立性检验方法分析了总样本各因素对支付意愿和支付意愿值的影响。最后计算得出保护三峡工程影响的重要文物古迹的最小经济价值和最大经济价值。

文物古迹保护与旅游开发

在我国,文物古迹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文物古迹的特点,认真研究文物古迹资源的保护以及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开发利用,应对当前经济危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通过分析文物古迹的基本特征、文物旅游的开发现状,以及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文物古迹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期达到文物古迹合理有效的保护和永续利用。

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及文物考古环境保护问题探讨

文章在分析大气、水、辐射、地下水等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影响和文物考古对环境影响的基础上,从田野考古的环境保护措施、文物及遗址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改善、加强污染防治,保证环境质量、环保部门与文物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文物考古及保护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

略谈重庆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文物古迹是开发利用价值极高的人文旅游资源。重庆市的文物古迹具有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分布面广等特点。只有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文物古迹旅游资源的知名度 ,注重对文物古迹的内涵发掘 ,开展理论研究和广泛开展热爱重庆文化的教育 ,才能使文物古迹在促进重庆的旅游发展中 ,放射出更为绚丽的光彩 !

论文化遗产指定的法理与路径——以《江门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例》为例

2017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类型、性质和认定标准作了详细规定,但对文物价值不显著的文物缺乏保护,尤其是缺乏文物指定制度的具体规定。实际上海丝史迹具有"物、公物、文化遗产和文物价值"四重特性,海丝史迹是否为文物或文化遗产,需要经过"指定"这一程序。文化遗产的指定实际上是一种确认性行政行为,涉及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利益平衡。基于程序正当理论和财产权社会义务理论,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性立法中,应当建立文化遗产指定法律制度,建议建立文化遗产指定前的视同"文物"紧急保护制度,完善文化遗产指定启动、勘察与审查、决议与公告等正当行政程序制度,建立利益平衡机制的史迹所有权人财产权损害补偿制度。

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信息系统设计

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水后,由于水库水位的抬高,库区文物古迹将部分或全部被永久淹没,为了研究文物保护工作的发掘技术与改进文物管理工作的手段,探讨了在RS与GIS技术支持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模式探析

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类型和载体,文物古迹类旅游资源开发主要有博物馆模式、遗址公园模式、遗址公园+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以及步行、购物休闲街模式等五种空间开发模式,五种模式都应有不同的保护与开发的基本思路。

浅谈城市规划与旅游产业发展——记西安市历次城市规划中对旅游资源的保护

西安历来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 ,在 5 0年代西安是全国首批 4个进行城市规划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的功能分区使得北部大面积的大遗址得以保存 .80年代西安的第二次城市总体规划 ,又是全国首批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城市 ;90年代的总体规划 ,在市域范围中立体保护西安的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 ,控制了城市建设用地向文物遗址及自然保护区的扩张 .使得西安这座拥有众多文物保护单位的城市十分成功地保留了它的特点 ,为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供广阔天地 .

基于遗产活化视野的大遗址区文化资源价值提升研究——以陕西汉长安城遗址为例

遗产"活化"与遗产保护并不相悖,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促进遗产所包含文化内容及价值的发挥,促进公众对于其价值的理解和尊重。大遗址区文化资源具有价值的内隐性、可读性差的特点,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难以充分将文化资源的价值展现出来。研究创新性的引入遗产"活化"理论,在客观评价大遗址区文化资源价值的基础上,探索适宜的遗产"活化"途径,从而有利于提升公众对于大遗址区文化资源的价值认可度,进而实现大遗址区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研究以陕西汉长安城遗址区为例,基于遗产"活化"理论,设计出了包括本体保护、功能延伸、产业创新、环境营造、文化复兴五位一体的价值提升策略。

东北历史与文化考察纪行──1996年度鸭绿江右岸考察记录(上)

1 996年 9月 11日——— 19日 ,我与日本著名清史学家、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细谷良夫博士 ,日本大学文学部教授加藤直人先生一行 3人 ,从沈阳市出发 ,经海城、岫岩直达鸭绿江入海口的东港市码头 ,由此溯鸭绿江右岸上行 ,途经辽宁省的丹东、凤城、宽甸、桓仁 ,吉林省的集安、临江、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翻越海拔 2 2 0 0米的长白山西侧主峰———天鹅峰 ,沿长白山西北坡经抚松、靖宇、辉南、磐石、伊通、长春 ,最后到达终点站哈尔滨市 ,全程达 3 0 0 0公里 ,顺利完成了鸭绿江右岸及穿越长白山的大考察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