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宅基地退出可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的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最后,提出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等建议。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基于包容性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文章构建了农民包容性增收循环模型,细化了农民增收的七条路径,并结合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平乐村农民的增收实践,研究了公司与农户在产业化经营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和利益的变迁。研究指出农民增收的路径:第一,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二,鼓励和支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第四,明晰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加快农村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第五,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性支付力度;第六,借鉴印度的包容性金融的经验,重点推进农村微金融的快速发展;第七,加快承接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转移。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资金来源方式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研究——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例

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研究对象,对我国1994～200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来源中的财政投入、银行贷款、自筹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财政投入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的作用相对较弱;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财政投入对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也有显著的资金带动作用。

贫困家庭农户的兼业行为

通过对贫困家庭产生兼业行为的理论阐述,和对甘肃省会宁县农户兼业行为的实证分析,指出了促使贫困家庭产生兼业行为的原因和阻碍部分贫困家庭进行兼业的障碍性因素,最后得出兼业有利于农户资本的积累,兼业的发展正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过程,贫困家庭进行兼业是现阶段脱贫的最优选择.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绩效评价——基于灰色综合关联度的分析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投资绩效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使投资的效用最大化。本文运用1994-2010年有关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各项资金投入及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统计数据,从对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的视角,利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各项资金投入与农业增加值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同关联度。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且地区间收入、不同收入类型地区间差异显著;二、三产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从事行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产品价格水平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特殊困难与政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实地调查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基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实地调查,科学分析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阐述了他们与普通农户相比所面临的土地流转期限短且价格逐年上涨、生产经营资金缺口大且贷款难等特殊困难,并提出了加快土地确权颁证并完善土地流转利益联结机制等政策建议。

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江西省17个县市753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基于林农视角,从林农家庭资源禀赋、林农个体资源禀赋、林业经营资源禀赋和区位资源禀赋等4个维度进行研究假设,运用二元Logit模型探究影响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林地总面积、林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林农是否从事林业有关的经营活动、林农的一技之长、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性、家庭人口数量、距离县城的远近和林农文化程度等变量对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地理环境、林业经营收入以及林农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变量对林业经营模式选择行为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建议积极鼓励流转林地使用权、积极拓宽林产品销售渠道并确保林农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晋西北农业大户经营研究——以右玉县种养大户为例

农业大户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业经营的方向。通过典型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县农业大户在实践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丰富的社会经历是农业大户的关键,青壮和健康是农业大户经营者的基础;二是种养结合是大户经营的方向,种植业难以专业化经营;三是夫妻是农业大户的主要劳动力。农业大户持续发展的方向,一要探索大户经营模式,二要规范大户经营管理方式,三要引导农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四是农机、信贷、农田基本建设等是政策扶持的核心。

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以安徽为例

家庭经营收入是安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利用2000—2015年安徽农民收入的相关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农民素质、土地及资金投入、市场、产业结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提出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建议。

主产区农户粮食供给反应差异研究——基于粮食品种和农户非农收入视角的分类比较

基于中国2004—2013年统计数据,在分品种考察主要粮食作物(大豆、玉米、稻谷及小麦)主产省(区)农户粮食生产对价格和收益反应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按非农收入比重分组考察了高农业收入占比组与低农业收入占比组省份的反应差异。结果显示:各品种粮食生产都存在较强惯性,且高农业收入组的生产惯性强于低农业收入组;成本因素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阻碍作用;从长短期弹性看,各粮食品种高农业收入占比组价格和收益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均高于低农业收入占比组。

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评价——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以全国家庭农场迅猛发展为背景,基于匹配倍差模型分析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越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经营家庭农场。农户经营家庭农场以后,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出租土地收入将会受到负向影响,人均种植业纯收入以及人均转移性收入则会受到正向影响,而人均纯收入则会极显著性的提高。从政策层面上看,应在条件成熟的地区适度普及、推广家庭农场,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广西南宁市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研究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积极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但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相比,南宁市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亟需提高,尤其是作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性经营收入,其增长显得更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南宁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业合作社扶持等对策措施。

家庭农场与其它农业经营组织的比较分析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组织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通过土地集中形成适度规模,实行商品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家庭农场在家庭经营、社会化生产、适度规模等方面有独特的内涵。文章对比分析了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与专业大户相比,在家庭经营、土地规模、土地来源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在工商登记、制度规范化等方面区别较大。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工商注册登记、适度规模经营方面相似,但两者在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规模化途径、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相比,都是国家积极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两者在组织形式、监督费用、分工水平、生产要素来源方面有明显不同。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存,并不矛盾,无高低优劣之分。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制度创新。

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四大主体)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在分析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方法]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陕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果]现状主要表现为数量规模快速发展;经营模式不断创新;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增强;发展环境日益优化,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壮大等方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即组织化程度低,发展能力普遍较弱;土地流转难,规模化进程缓慢;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融资成本较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弱,农业科技贡献率较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不健全,人才缺口较大;政府支持政策不足,政策落实效率不高等因素。[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实施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新金融支农机制、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来保障陕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规模、资金、人才、科技和政策等需求,以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期货市场帮助农民避险增收初探

本文认为,面对激烈的国际化大市场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农产品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提出,进一步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在农民避险增收中的作用,一要为期货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要增加大宗农产品交易品种,扩大期货市场规模;三要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四要完善利用期货市场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政策;五要加大政府对农民市场知识的培训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