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宅基地退出可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的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最后,提出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等建议。

数字素养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农户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推动乡村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利用似不相关方法和多变量概率单位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户生产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推动农户进行生产要素配置,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通过降低农户生产要素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农户进行生产要素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无抚养负担家庭和抚幼型家庭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有影响,对养老型和抚幼养老型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无影响。数字素养推动小农户进行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推动规模农户进行经营型生产要素配置。数字素养推动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经营型生产要素配置,推动非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离农型生产要素配置。产出绩效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通过影响农户家庭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提高规模户单位产出,并提高规模户农业收入和总收入,提高无抚养负担农户和抚幼型农户非农就业收入和总收入。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采用我国2000—2011年30个省区有关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家庭经营收入反方向变动,与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同方向变动,但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依赖性,且文化程度越低,依赖性越强,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对家庭经营收入具有显著的排斥倾向;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高中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资性收入将取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我国农民收入的主体,而要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必须提升农民的受教育程度。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南疆三地州小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新疆南疆三地州小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会与实地考察、官方网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等方法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加工,运用分位数回归建模等方法对新疆南疆三地州580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南疆三地州人均耕地面积对于中高位收入者群体(25%、50%、75%和90%段位)影响显著,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估值分别为0.0127、0.0111、0.0165、0.0228;家庭劳动力人数比例对介于25%~75%段位的收入家庭影响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上系数估值分别为0.701、0.894、0.762;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对中等收入群体(50%和75%两个段位)影响显著,在5%的显著水平上系数估值分别为0.0360、0.0394;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对除10%分位段之外家庭收入群体呈显著负相关影响,系数估值分别为-0.0233、-0.0155、-0.0118、-0.0143;家庭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对高收入群体家庭影响显著,对90%分位段收入家庭在5%显著水平上影响显著,系数估值为0.123。【结论】家庭人均年耕地面积对中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比例和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中等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对中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农业机械化水平对高收入小农户家庭收入呈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包容性的农民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文章构建了农民包容性增收循环模型,细化了农民增收的七条路径,并结合中国牡丹画第一村平乐村农民的增收实践,研究了公司与农户在产业化经营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权益和利益的变迁。研究指出农民增收的路径:第一,提高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重点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二,鼓励和支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第四,明晰土地和房屋的产权,加快农村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第五,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性支付力度;第六,借鉴印度的包容性金融的经验,重点推进农村微金融的快速发展;第七,加快承接发达区域的产业转移,促进城市产业向乡村转移。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资金来源方式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研究——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例

以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研究对象,对我国1994～200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资金来源中的财政投入、银行贷款、自筹资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财政投入对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有显著作用,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的作用相对较弱;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财政投入对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也有显著的资金带动作用。

贫困家庭农户的兼业行为

通过对贫困家庭产生兼业行为的理论阐述,和对甘肃省会宁县农户兼业行为的实证分析,指出了促使贫困家庭产生兼业行为的原因和阻碍部分贫困家庭进行兼业的障碍性因素,最后得出兼业有利于农户资本的积累,兼业的发展正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的一个必经过程,贫困家庭进行兼业是现阶段脱贫的最优选择.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投资绩效评价——基于灰色综合关联度的分析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投资绩效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使投资的效用最大化。本文运用1994-2010年有关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的各项资金投入及农业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统计数据,从对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的视角,利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各项资金投入与农业增加值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同关联度。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时间序列数据、横截面数据分析,指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且地区间收入、不同收入类型地区间差异显著;二、三产业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从事行业、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产品价格水平等。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江西省17个县市753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基于林农视角,从林农家庭资源禀赋、林农个体资源禀赋、林业经营资源禀赋和区位资源禀赋等4个维度进行研究假设,运用二元Logit模型探究影响林农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林地总面积、林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性、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林农是否从事林业有关的经营活动、林农的一技之长、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性、家庭人口数量、距离县城的远近和林农文化程度等变量对林业单户经营模式选择行为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地理环境、林业经营收入以及林农的年龄、性别、职业等变量对林业经营模式选择行为没有多大影响。因此,建议积极鼓励流转林地使用权、积极拓宽林产品销售渠道并确保林农林业经营资金的畅通。

晋西北农业大户经营研究——以右玉县种养大户为例

农业大户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业经营的方向。通过典型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县农业大户在实践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丰富的社会经历是农业大户的关键,青壮和健康是农业大户经营者的基础;二是种养结合是大户经营的方向,种植业难以专业化经营;三是夫妻是农业大户的主要劳动力。农业大户持续发展的方向,一要探索大户经营模式,二要规范大户经营管理方式,三要引导农业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四是农机、信贷、农田基本建设等是政策扶持的核心。

影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以安徽为例

家庭经营收入是安徽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利用2000—2015年安徽农民收入的相关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线性回归方程,分析农民素质、土地及资金投入、市场、产业结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提出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建议。

主产区农户粮食供给反应差异研究——基于粮食品种和农户非农收入视角的分类比较

基于中国2004—2013年统计数据,在分品种考察主要粮食作物(大豆、玉米、稻谷及小麦)主产省(区)农户粮食生产对价格和收益反应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按非农收入比重分组考察了高农业收入占比组与低农业收入占比组省份的反应差异。结果显示:各品种粮食生产都存在较强惯性,且高农业收入组的生产惯性强于低农业收入组;成本因素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阻碍作用;从长短期弹性看,各粮食品种高农业收入占比组价格和收益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均高于低农业收入占比组。

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评价——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

以全国家庭农场迅猛发展为背景,基于匹配倍差模型分析了种植业家庭农场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越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越倾向于选择经营家庭农场。农户经营家庭农场以后,人均工资性收入和人均出租土地收入将会受到负向影响,人均种植业纯收入以及人均转移性收入则会受到正向影响,而人均纯收入则会极显著性的提高。从政策层面上看,应在条件成熟的地区适度普及、推广家庭农场,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广西南宁市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研究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积极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农民收入水平保持稳定增长势头。但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状况相比,南宁市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亟需提高,尤其是作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性经营收入,其增长显得更为重要。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南宁市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提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业合作社扶持等对策措施。

利用期货市场帮助农民避险增收初探

本文认为,面对激烈的国际化大市场的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多层次农产品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提出,进一步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在农民避险增收中的作用,一要为期货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要增加大宗农产品交易品种,扩大期货市场规模;三要积极培育中介组织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四要完善利用期货市场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政策;五要加大政府对农民市场知识的培训力度。

西部农民外出务工与家庭收入变化：重庆的证据

运用重庆东南地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对西部欠发达农民家庭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高低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可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同时农民受教育水平与家庭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都直接相关。因此，加强教育，完善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素质，是消除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