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政策启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典型案例区,构建了包含7个子系统、37个指标的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关系测度,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除了杭州外,其他城市均表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绿色发展水平。(2)杭州是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头羊”,并在2019年率先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其余10个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需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和重点扶持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2014年相比,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极分化状态;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并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碳排放)仅次于工业,种植业作为农业的基础,其碳排放量在农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种植业碳减排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碳排放格局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种植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在理论探讨基础上,结合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与种植业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农业生产功能与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规模经营来抑制种植业碳排放,且“技术创新效应”的贡献份额大于“规模经营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还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阈值时,数字经济发展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阈值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对种植业碳排放效率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了吗?

文章基于熵权TOPSIS法分别测度了2011—2020年省际数字经济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函数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选取工具变量与更换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升级和促进要素双向自由流动两方面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以上结论,提出深度利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数字平台来激发城乡产业资源潜力并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势,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进行异质性检验分析时,发现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更大,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次之。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化创新、数字经济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 2014—2021年的数据,采用熵权法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Arcgi s10.8、Geoda1.2软件,通过莫兰指数、修正引力模型、标准差椭圆进行时空特征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整体缓慢增长,区域差异大,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阶梯式递减;各省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数字要素流动性增强;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主要呈低低集聚;空间分布方向上呈东北—西南,且经济重心向西南转移。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协调、共享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南方地区的影响要强于北方地区。

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发展潜力4个维度构建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8-2022年湖南全省及14个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区域、分市(州)和分年度的多维度测度与分析;通过构建Moran's I指数,测算了湖南14个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演进特征看,2018-2022年,湖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以“稳中求进”的态势不断上升,除衡阳、岳阳、郴州少数几个市出现短暂下跌外,其他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从空间相关特征看,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长沙、湘潭、株洲、岳阳、衡阳等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处于领先行列,张家界市和湘西自治州综合发展水平较为靠后,且在空间上表现出“强邻强、弱依弱”的空间相邻关系。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

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4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自然断点分类法和莫兰指数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探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各省(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排名比较稳定,但存在区域差异性,总体呈现由东向西下降的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加大发展水平较低省(区)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等对策。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的关键阶段,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中国培育先进制造业,特别是提升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2015—2020年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市的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当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全面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这一发现在经过一系列严谨的检验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揭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带动当地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的不断改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因素发挥作用。基于此,各地区应致力于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进程等方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进数字要素赋能传统产业,制定和优化数字经济相关制度体系等方式推进本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新兴产业生态。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多维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正成为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广义矩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和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与本市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与邻近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U”型关系,该结论在以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和滞后期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后仍然成立;(2)技术创新和资源错配是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传导渠道;(3)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在平坡和缓坡地区更显著,而在陡坡地区的影响还未充分彰显。数字经济作用效率的空间异质性还体现在区域位置上,数字经济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显著,而对西部地区城市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经济、城镇化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基于安徽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安徽省16个城市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城镇化对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调节作用。因此,应当充分认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推动数字经济引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协调发展的紧迫性,推动全域协同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视域下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产业数字化与数据产业化不断重塑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形态。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在数字化浪潮下,也在积极利用数字化手段,以更好适应时代发展。本文分析了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特点,认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为典型的农村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具有明显的“农业”特征。数字化视域下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发展的机制包括风险弱化机制、质量控制机制及产销互动机制。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数字化存在的问题,并从人才发展、物流系统智能化、品牌建设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仅供参考。

“一带一路”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驱动因素

在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各种要素中,数字经济已成为一大新动力。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南疆地区2011—2021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1)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数字经济对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3)南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受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效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注重对人才的培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等建议,以期助推南疆地区适应经济发展新业态。

安徽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数字经济已成为目前的主要经济形态,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数字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为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有效分析安徽省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按照数字经济定义,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用于量化各地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数据依据。

营商环境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我国2011-202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3个维度为基础,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这种影响表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即营商环境对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最强,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此外,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营商环境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了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基准回归、中介效应回归、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最小二乘法回归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将样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类,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数字经济对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最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次之,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存在抑制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且运输水平和地方财政支出是数字经济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物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经济能否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是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剖析数字经济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即消费扩容效应,并在对数字经济内涵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测算2013—2020年省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是区域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二者关系呈倒“U”型,因此,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根据时空特征趋利避害、扩张有度;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更突出,同时在五大经济带间也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看,消费需求和消费供给扩张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为深化数字经济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新模式,能够通过驱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有效赋能绿色经济发展。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整体上能够显著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引入工具变量、Tobit回归、分阶段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等途径间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的门槛效应;第三,数字经济赋能绿色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出东部最高、东北部次之、中部和西部最低的非均衡性特征。据此,从强化数字化基础建设、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挖掘数字要素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