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本文根据当前法律法规中关于医疗机构"紧急救治权"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的原因,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患者"不知情"或"知情不同意"以及医疗机构行使"紧急救治权"面临的风险。提出"紧急情况"的判定、"紧急救治"行为正当性与风险归属该如何应对的思路。建议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建立强制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完善"紧急救治"的医疗救济制度。

责任保险人参与赔偿模式的路径选择

抗辩与和解控制模式,虽可以控制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保障保险人利益,却不免"异化"为保险人通过保险合同不当干预被保险人的手段,严重损害被保险人乃至第三人利益。而抗辩与和解义务模式,在美国保险公司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服务团队、法官衡平裁判的环境下尚有困境,面对制度移植中的立法成本及"同质性"规则下保费的提高,对我国责任保险制度而言显然并不适合;台湾地区"保险人参与权"模式既避免了被保险人因"被代理"抗辩与和解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开通了保险人"参与"之路径,消除"遥控"的弊端,又明确了保险人滥用参与权之后果,完全可以借鉴,并进一步做体系化的设计,形成我国责任保险人参与模式的路径。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赔偿范围研究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理基础在于患者的自主决定权。医疗机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之表现形式为侵害其知情权和侵害其知情同意权。单独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时,以患者精神严重受损为因果关系程度认定,如若责任成立,对患者采用精神损害赔偿一元救济机制;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导致其财产或者身体损害时,引入原因力判定因果关系,如若责任成立,对患者采用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二元救济机制。

肺结核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结核病治疗药物一般都有较明显的肝肾损害副作用,而保护肝肾功能的药物又不在肺结核防治政策的免费范围内,费用需患者自付。因防治人员疏于告知抗结核药副作用及费用负担等问题而引发的侵犯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医疗诉讼屡有发生。旨在立足肺结核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内容与行使等法律问题基础上探讨实践中维护患者权利的措施。

未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用人者责任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用人者责任制度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中予以解决完善。首先,第三人侵权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赔偿的关系应予明确,即二者可以并存,但是为了避免违背禁止获利原则以及工伤保险赔偿基金的浪费,应当认可已支付的工伤待遇中那些与侵权赔偿项目的性质相同、填补的是同一损害的项目,不能重复给付,必须予以扣减;其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遭受来自本单位的其他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如果构成工伤,则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只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不能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第三,提供劳务与接受劳务的自然人之间,如果提供劳务者因劳务而遭受损害的,其要求接受劳务者承担的侵权责任应明确为无过错责任而非现行法的过错责任。最后,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应当明确用人者对被使用者的追偿权,但该追偿权的行使仅限于被使用者在执行工作任务或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

代理人滥用患者同意权的法律救济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代理人滥用患者同意权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健康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目前法律对代理人滥用患者同意权行为的规制和法律责任追究缺乏规定。通过分析代理人滥用患者同意权的原因,探讨代理人滥用患者代理权涉及的法律问题,提出我国必须立法确立代理同意权滥用的判断标准、救济程序和法律责任追究制度。

论保险人免责与受益权丧失的立法冲突——对我国《保险法》第28条、第65条之立法分析

保险人免责和受益权丧失作为保险法中的两个重要条款,直接影响到保险合同的有效性以及保险赔付义务的切实履行。但我国《保险法》第28条第二款在列举保险人免除赔付责任的情况时,过分强调保险人的利益,扩大了保险人免责的权限,而《保险法》第65条第一款、第65条第二款对受益权丧失的规定又含混不清、相互矛盾。在受益人唯一和多人的情况下,投保人或受益人制造保险事故后有关保险人免责、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及保险金给付的处理方法及相应的修改意见。

我国高校师生恋的法律规制路径选择

高校师生之间权力、地位的差异使得学生难以对师生恋作出有效承诺。师生恋的存在容易使教师滥用权力、偏袒与其有恋情的学生,对其他学生形成潜在不公,同时给学习环境、学校荣誉等带来负面影响,且师生恋与性骚扰的界限模糊使得师生恋极易转化为性骚扰。美国高校对师生恋规制的不同模式对我国高校规制路径的探索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对师生恋的法律规制路径选择应将重点放在高校自治范围内的规制,高校应当在校规中明确禁止存在教学管理、学业指导或考核评价等利益关系的教师与学生之间有师生恋,对不存在此类关系的师生恋高校则应持强烈不鼓励的立场。同时也应对规制师生恋的具体范围、责任主体、事前预防、事后处理和程序设计等具体方面作出完善规定。

美国病人隐私权法探析——兼论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美国病人隐私权法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形成了以《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为主干,以《个人健康信息隐私国家标准》等为枝叶,以《公共卫生服务法》等为补充的,完整、全面、统一、协调的病人隐私权立法体系。本文在探析美国病人隐私权法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病人隐私权法存在的缺少完整的病人隐私权法体系,病人隐私信息范围过于狭窄,缺少电子医疗信息立法等问题提出了美国经验的立法启示。

被害人同意错误之效力刍议——新“本质错误说”的构建与提倡

关于被害人同意错误的效力,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全面无效说"和"法益错误说"的对立,而阿梅隆教授于20世纪末提出的将同意效力与归责问题进行分离思考的新方案更是加剧了该领域的学说之争。但实际上,这三种学说在当前刑法理论体系内并没能做到尽如人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只有重新审视被害人同意的决意机制,重回同意有效的逻辑原点,建立"错误是否导致同意在本质上背离了同意人的主观价值标准"和"错误是否严重影响同意人的自主决定权"的双重判断标准,才能摆脱现有的理论困境。以此建立的相对较为合理的新方案,就是新"本质错误说"。

对被保险人同意撤销权的再思考

被保险人同意撤销权,是《保险法(解释三)》赋予被保险人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制度,是防范道德危险、尊重人格自由及情势变更原则适用之体现。而撤销权的行使将直接导致保险合同解除,损害投保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这种以合法方式损害他方合法利益的行为,却在立法上对受损主体无相关救济制度。故而,建议投保人等可采取追究被保险人违约责任的方式、构建"不可撤销受益人"制度以完善现有被保险人同意之撤销权利。

论医疗知情同意权的历史嬗变及法律启示——来自美国医疗诉讼案例的考察

医疗"知情同意权"(Informed Consent)作为英美法系的产物,是一项重要的私法原则,在其历史发展的嬗变中,始终与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重要人格权概念密切交织着;在美国医疗诉讼法律史发展过程中,知情同意权构筑起了严密的逻辑演进路径,即从"医师标准"到"患者标准"再到"理性人标准"的嬗变,形成了一项独特的免责特权制度。同时,对"知情同意权"的适用和侵权保险保障机制做出了合理的规制,这对当前我国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法律启示。

论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限制——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

由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欠缺,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中,我国《保险法》从投保主体、被保险人同意权、保险金额等方面加以限制。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缓和了此限制性规定,将投保主体从"父母"扩张到"其他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同时修正被保险人同意权的行使方式,不拘泥于书面形式。但仍面临投保主体标准不清、保险利益来源不明、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的行使陷入困境等等问题。我国应正视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客观需求,厘清亲子关系稳定性、道德危险之防范、被保险人人格权之维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的投保人限制于亲属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投保年龄不作限制,以死亡年龄进行效力限制。在未满16周岁之前,保险金额限于丧葬费用,且不需经过被保险人同意。在届满16周岁之后,未成年人通过行使"被保险人同意权"对超过丧葬费用的保险合同的效力进行追认或同意,未追认或同意的,仍以丧葬费用为限。实行投保人与同意权人分离机制,对学校等社会团体作出变通规定,使未成年人死亡保险的功能落到实处。

利他型人寿保险中投保人与受益人的对价关系

我国的保险法理论与实务往往误读人寿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遗产之法律规定,认为其专属于受益人,其他任何人均无权介入该保险金的处理。然而,在投保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的利他型人寿保险契约中,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虽然为其直接取得的权利,但该直接取得性并不能否定受益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依照民法利他型契约理论,一方面,受益人得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的权利源自保险契约,即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补偿关系;另一方面,受益人能否最终取得保险金,还取决于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对价关系是否存在。该对价关系与补偿关系相互独立,其法律性质为投保人对受益人的单方赠与行为。投保人及其财产关系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调整应以该单方赠与行为为标准进行。投保人的债权人可依据民法有关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受益人为共同继承人时,其他继承人可依照继承法的规定对保险金主张一定的权利。

人工生殖技术下夫妻生育权的契合与冲突

人工生殖技术远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它的应用对人类生育方式、婚姻家庭观念、社会伦理道德、法律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自然生育中的夫妻生育权相比,人工生殖技术割裂了生育与性行为、血缘的直接必然联系,夫妻生育权的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因此,夫妻双方的书面同意意义重大。夫妻书面同意的,生育权处于契合状态;未有书面同意的,构成对配偶生育权的侵犯,夫妻生育处于冲突状态。

保险代位权在再保险中的适用

对于保险代位权在再保险中的适用问题,存在着肯定与否定的两种见解。基于对再保险的性质认定、体系和文义解释,及与替代机制的对比,再加之对再保险具体类型中保险代位权之适用可能的分别考察可知,再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代位权。再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权的基本模式是"摊回说"之模式,但是尚存在特定情形下约定排除"摊回说"的例外。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道德危险的法律规制——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其身心发育尚不健全,没有完整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允许未成年人作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极易引发道德危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防范此类危险的发生。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从投保人主体调整与同意权行使方式修正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但仍面临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空洞化、未成年人自身作为被保险人防范道德危险的立法旨意落空等问题。总结各个国家与地区有关该问题的学理论争与实务经验,较为可行的解决路径是:禁止非近亲属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只准许未成年人的父母与近亲属监护人投保,同时建立投保人与行使同意权人分离的制度。另外,可以兼采保险金额限制与投保年龄限制作为辅助的道德危险防范机制。

论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指定与变更

《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须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则不受投保人制约。出于防范道德风险的需要对投保人指定和变更受益人进行限制是合理而必要的。被保险人对受益人不受限制地指定和变更权不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应对《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进行适当调整；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应只能由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后行使；被保险人只应享有对合同的同意权及对这种同意的撤销权；被保险人撤销同意的，按投保人解除合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