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问题探析

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审查是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对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逮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因素的设定,将我国逮捕的功能定位为羁押候审功能,从而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以及诉讼保障性三大评估因素,并从评估模式、评估主体、评估方法等内容探讨建立逮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体系。为真正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应有功能,使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量化评估得以发挥良好效果,还应加强对辩护权的保障并对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进一步完善。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论行政检察一体化监督机制建构

当前检察机关开展行政检察监督工作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全面深化行政检察增加了行政检察的工作职责,提高了检察机关的履职要求,检察机关亟需增强行政检察的履职能力;另一方面,法院实施行政诉讼案件一审集中管辖改革后,造成了行政检察监督机制失衡、异地监督能力不足、矛盾纠纷化解难度增加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从两个方面应对:一是建立行政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构建信息交互平台与多功能协调系统,建立健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完善案件集中管辖后各地检察机关之间的衔接,全面提升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一体化监督能力;二是主动回应国家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需求,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理念,明确行政检察监督职权范围,探索行政检察监督新领域、新路径,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完善党和国家的权力监督体系。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刑事一体化解读

围绕《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理论上存在该条款是否是独立的免除刑罚事由、该条款与《刑法》其他免除处罚规定的关系、“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关系等争议;实务中,司法机关独立、广泛使用《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但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说理不明、沦为司法人员规避罪与非罪“和稀泥”式裁判工具等实践乱象。在轻罪立法大幅增加、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国情背景下,《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不能作为独立的免除刑罚事由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将其作为一般、兜底式免予刑事处罚规定的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妥当性。具体适用路径上,应当从影响责任刑和预防必要性角度,划定“犯罪情节”范围,围绕影响犯罪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各类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并遵循以责任刑为基础,再考虑影响预防刑情节的思路综合分析认定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从刑事一体化视角考虑《刑法》第37条的适用,进一步规范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适用条件,明确酌定不起诉、定罪免刑判决的适用条件,增强免予刑事处罚条款适用的文书说理性。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反思

与法院不同,检察机关管辖的理论基础并非法定法官原则,而是检察一体原则。法院管辖并不能直接决定检察机关的管辖。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并非“指定管辖说”和“专门管辖说”,而实为“指令管辖”。检察机关与法院的集中管辖互有关联,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制度,理应分别探讨。由此,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限制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改革不应当过分强调“检察院”的专业化,而应当以保证检察官不具有明显业务短板为前提,再来谈是不是要由部分检察院的检察官专办某些案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对自身管辖法理的认识,但集中管辖改革不宜突破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的限制规定,而只能在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内操作,同时有必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对冲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

“标准化+一体化”双模式护理管理在呼吸心跳骤停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标准化+一体化”双模式护理管理在呼吸心跳骤停患者救治中的应用效果,旨在提高救治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并优化整体护理质量。方法:于2020年至2023年间,在甘肃省白银市中心医院进行了一项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纳入标准为院内发生RCA且需进行心肺复苏的成年患者,共350例,按照1∶1比例随机分为实验组(n=175)和对照组(n=175)。实验组采用“标准化+一体化”双模式护理管理,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均接受为期30天的随访。结果:实验组患者的救治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发症方面,实验组出现低血压、心动过速等并发症的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标准化+一体化”双模式护理管理在RCA患者救治中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有效提升救治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建议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实施。

酌定不起诉与非刑罚处罚的刑事教义学一体化解释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措施本应由法院判决决定,但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却将这一权力赋予了检察机关在酌定不起诉程序中适用。这似乎违背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关于宣判有罪的规定,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冲突,完全可以经过刑事法教义学的一体化解释方法将冲突化解。将两者放在功利主义视野下可以发现,非刑罚处罚是目的刑论的产物,而酌定不起诉程序则源于诉讼经济原则,二者同属功利主义法学,具备刑事法哲学的一致性,满足在程序正义的前提下产生实体正义结果的刑事法原理。相关反对意见对刑事法的基本概念理解有误,认为割裂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系,难以发挥刑事一体化的真正功能,不应当被采纳。

10kV氧化锌避雷器故障分析及处置

针对一起10kV氧化锌避雷器故障,通过外观检查、例行试验检测、关键部位解体等试验分析,发现其存在密封性不良、工艺设计缺陷、阀片质量不合格等问题。抽检分析了库存(在运)设备,讨论了避雷器的故障机理,认为避雷器密封性能、设备工艺设计的紧凑性及内部阀片质量是影响设备整体运行性能的关键因素。同时,从避雷器选型、日常运维、避雷器安装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将促进设备质量持续提升,保障用户可靠供电。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我国重罪检察的困境、挑战与应对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重罪检察工作迎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重罪检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我国重罪检察工作既面临着实体法前提不清、适用案件范围规范限缩、部分案件证明难度高以及重罪协商运行机理不清等困境,也面临着风险社会中刑法治理的背景转变、刑事实体法语境下的保护对象扩张、刑事程序法维度下的价值关系紧张以及犯罪发生场景网络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为了回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刑事领域提出的安全保障价值与自由保护价值平衡的要求,新时代重罪检察的应对思路应当从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两方面着手,并结合指导理念、实体法侧面、程序法侧面和办案机制四个方面依序展开,由此才能真正推动我国重罪检察业务的现代化。

“少捕慎诉慎押”的法理分析

自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确立为刑事司法政策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积极致力于该政策的落实,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目前对于“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入,政策的落实也存在“少捕”“慎诉”与“慎押”的效应未能全面展开等问题,尤其是在有关“醉驾罪”“帮信罪”等体量较大的轻罪治理中,“少捕慎诉慎押”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与该政策指向轻罪治理完善的宗旨不相符。基于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应当在准确理解“少捕慎诉慎押”的含义与明确其意义的基础上,认识该项政策的宗旨以及出台背景,分析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以推动该项政策在轻罪治理中普遍、长期、稳定有效的落实。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下逮捕审查的合宪性调控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对被追诉人的逮捕适用,这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审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逮捕兼具诉讼行为与基本权干预的双重属性,但司法实践往往仅将逮捕作为单纯的诉讼行为对待,忽略了逮捕的基本权干预性质。作为一种基本权干预措施,逮捕适用应当依序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审查,以此实现正当化证成。基于比例原则的宪法位阶,刑事诉讼立法将其规则化于逮捕条件中,形成了平面的审查框架。这种规则化看似清楚,实则遗留了不少问题。平面框架在实践中存在着实体偏向、逻辑不清、结构封闭等弊端,无法确保逮捕适用的正当性,构成了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落实的重大阻碍。问题的解决应当回归基本权理论,通过比例原则内含的阶层秩序划分逮捕审查层次,并将逮捕立法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构建层次明确、结构开放、思路清晰的逮捕审查体系。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关于低龄未成年人案件核准追诉的规定,兼有依法惩治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和审慎稳妥追诉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之意。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核准追诉权的规定既与超过20年追诉期限案件核准追诉主体的规定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独特作用。对核准追诉相关实体和程序要件的理解适用应符合当下司法实际,有必要对争议性较大要件建立相对科学便宜的标准供司法者具体适用。核准追诉仅是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应当从整体上把握低龄未成年人案件办理工作,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特别程序实质化落实,推行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最大化实现立法价值。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