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结合、融资约束与企业多元化发展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为切入点,考察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如何影响多元化发展,以期探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显示,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显著提升了其产业多元化程度,该正向作用在其持股金融机构后5年内持续存在。机制检验发现,实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后,融资约束缓解越明显的实体企业,多元化发展程度越高。大规模企业、行业集中度低的企业、非制造业企业更倾向通过持股金融机构实现行业多元化发展。此外,通过产融结合方式实现多元化发展的实体企业,经营绩效未明显提升。鉴于此,在产融结合发展过程中,实体企业应以助力主业发展为导向实现多元化,金融机构应严格履行资金用途的监管职责,政府则应建立健全企业产融风险隔离机制,统筹发展与安全。

探索业财融合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财务管理转型路径

房地产行业在国家宏观政策深度调整背景下,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其中房住不炒政策的颁布对房地产价格进行了严格管控,而融资三条红线政策则限制了房地产企业拿地激进程度,提高了融资门槛,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收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为了更好地应对外部市场变化,提高市场应对能力,房地产企业必须加强内部控制,积极推进财务管理转型,深入实施业财融合,全面有效防范与控制各类风险,推动房地产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文章以业财融合为抓手,从业财融合意识、业务与财务统一活动目标、信息化系统引进与建设方面,实现财务职能转型,更好地推动财务管理高质量发展。

房地产企业推进业财融合的优化研究

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空间收窄,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企业未来的发展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业财融合作为新经济时期背景下财务管理的新方式,为管理模式转型提供新的途径。基于此,加强业财融合在房地产企业中的实际应用及其优化策略研究,更显得紧要而迫切。

产融结合视角下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国外资本、金融资本与真实资本三者之间要适度发展,资本形成不足或过度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资本的形成过程和转换机制由市场主导,偏离适度的资本在市场机制下就会自动恢复到适度状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对国外资本、金融资本、真实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资本深化率和国外资本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社会总资本比率的提高,以及金融结构与融资结构的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真实资本深化率和金融资本与真实资本比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产融结合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商业信用的证据

既有文献论证了产融结合的金融资源聚集和配置效应,但尚未从具体的企业经营视角探讨产融结合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本文以企业商业信用使用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为了享受供应商提供的提前付款折扣,产融结合企业理论上可能会更多地利用金融性融资,进而减少商业信用使用;实证检验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产融结合企业如果减少商业信用使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债务成本、提高企业毛利率,该发现揭示了产融结合服务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能获得更多诸如短期借款的金融性融资,从而降低商业信用使用。基于企业自身特征的调节分析显示,当企业面临更高融资约束程度、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程度、更大盈利压力时,产融结合降低企业商业信用使用的效应更明显。在中央提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具体的企业经营视角探讨了产融结合如何服务实体经济,为决策层降低商业信用占用、促进企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新思路。

关于加快我国天然气金融市场发展的思考

在我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金融支持能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成立,对于天然气价格的确定,以及天然气金融产品的推出都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国际成熟的天然气金融市场也为我国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借鉴。为实现能源革命以及能源市场化与供给侧改革,基于天然气市场金融化及其功能,从天然气国际金融、融资、定价、投资、消费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天然气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认为在现代天然气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加快金融市场发展,促进产融结合和天然气市场改革向纵深发展。进而提出了突出政府金融管理的主导地位、适时建立天然气期货市场、推进天然气产融结合多样化、加强交易规则与风险管控、创新国际合作方式等一系列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天然气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效果实证研究

随着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鼓励和金融业准入的放宽,诸多优秀房地产公司相继进入金融领域。为了研究我国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的效果,以2001~2013年房地产企业入股金融机构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特征指标分析和Wilcoxon秩和检验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入股金融机构后的房地产企业偿债能力有所提升,企业的融资速度加快,但盈利能力却显著下降,企业的经营绩效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后,企业没有实现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所以房企在实施产融结合时需要重视如何发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协同作用。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基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的思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是国家战略,两者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示范作用。金融本身不创造价值,其收益来自实体经济,其作用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能够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相互争夺利益的“零和”游戏局面,转变为互利共赢关系。扎实的实体经济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完善金融中心的功能,由实体经济带动的金融中心更加持久稳定,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能更好发挥规模经济,能构建更加完善稳定的产业链,发挥产业间的互利效应,发挥产业内的集聚效应。建议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以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协同发展为本,以制造业与金融业协同为先,肩负起产业和区域经济稳定器功能,成立长三角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青岛市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研究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金融"脱实向虚"现象比较严重,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应充分认识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积极提升金融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青岛是我国重要的区域经济与金融中心城市,因此以青岛市为实证展开研究。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优化度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系统效率及实际利率作为金融业发展的衡量指标,基于2000—2015年青岛市相关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金融业对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推动作用,但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提升。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问题研究

为了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差异,理清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金融服务业的演进趋势,探究中国金融服务业与其他国民产业部门的关联关系,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金融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以及产业关联系数,在当前中国处于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下,尝试从比较结果中得出如何深层次地深化金融改革、如何进一步研究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关联关系并探索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经验。鉴于金融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和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采用WIOD数据库中中美两国2007~2014年的9个行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对两国金融服务业以及整体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产业关联系数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中国金融服务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还不及美国;美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系数均大于中国,反映了中国金融生产性服务业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不足。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应推进深层次金融改革、加大服务业投入占比等,以让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A股市场房地产板块与金融板块关联性研究

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因为资金链而紧密相连,从协整分析的结果看,在资本市场上房地产板块和金融板块开盘价、收盘价相互联动,房地产板块起着先导作用,但价格反应往往要滞后;而且房地产板块对金融板块影响越来越大,却没有决定性作用。对中国A股市场房地产板块与金融板的关联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金融板块的总体价格波动趋势和房地产板块的价格走势从长期来看,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的实证研究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促进我国稳健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是要通过金融业与实体产业的融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国内与国际经济的循环互动。为分析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影响,选取经济总量占据我国半壁江山的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经济圈为样本,运用产业结构耦合分析工具,将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外商投资比重、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变量作为结构性指标,构建2009-2018年我国三大经济圈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耦合度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科技产业就业人数和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在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融合中体现了较显著的正向作用,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企业高技术研发支出比率、外商投资比重对金融业和实体产业耦合度没有体现正向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进。为此,聚焦技术、市场与制度等关键要素,提出知识(技术)要素向实体产业和金融业集聚、优化产业融合的市场环境、实施差异化和一体化相结合的金融业与实体产业融合路径等对策建议。

实体部门产业政策是否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

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中国制造2025》为一项准自然试验,检验了实体部门产业政策对实体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实体部门产业政策能显著降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该作用主要通过缩小实体企业与金融类行业利润率差异、进而削弱金融化"替代"动机(即"收益效应")实现,且仅在非国有企业和处在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显著;对投资活动而言,实体部门产业政策能削弱企业金融化对实体资产投资的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