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贵州汉族移民史研究述评

学术界关于贵州移民史之阶段划分颇有争论,四阶段说、五阶段说、六次迁移说是主流。关于汉族移民入黔之原因、类型与特点分析,普遍认为与中央王朝经营贵州之政策走向有关,一些学者详细分析了历代入黔汉族移民类型、方式及特点,进而关注汉族移民入黔人口数量、分布等问题。入黔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交往与文化互渗、汉族少数民族化、认同贵州文化等,是学者比较关注的话题。由此,一些学者分析汉族移民给贵州带来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诸多积极影响,以及因此触发的一些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问题。

元白话语言接触研究综述

由于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得元白话表现出独特的语言接触面貌。目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学界对其研究可以说表现为从断代的静态描写到历时的动态描写,从文献的混同分析到分类对照考察,且逐渐兼顾汉语本身演变规律和语言融合因素的双重影响。不过研究成果虽多,但也存在研究广度欠缺、研究视域狭窄,对内在机制动因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站在长城地带北方话语言接触底层研究的视角上,认为“汉儿言语”并非某个朝代所独有,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不断发展递变,在长城内外已构成“汉儿言语联盟”。站在北方话发展历史的角度观照“汉儿言语”“辽代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满式汉语”等均是其不同时代的变体。理清这一汉语发展脉络,对我们认识汉语基础方言的演变、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与铸牢实践——以浙南畲汉民族“三交”为例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浙南畲汉民族“三交”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其行为所体现的以“自在”“自觉”“自为”为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阶段非常鲜明。在清代,当地畲汉民族已实现了经济、文化、精神由浅至深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在近现代的革命斗争中,通过党的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在畲汉人群中“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畲汉民族在党群互动下同舟共济、深入交融,“自为”性得到显现。浙南畲汉民族“三交”所形成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下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参考。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汉代单耳三足罐研究

我国西北地区的一部分汉墓中随葬单耳三足罐,是一种实用器。本研究表明,汉代西北地区单耳三足罐的出现可能与汉代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内迁有关,是游牧民族和中原人群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文化现象在东汉中期以后随着使用者迁移到关中地区并完全融入中原文化而消失。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壮族三月三”歌圩节,是壮族重要传统节日,也是全区各族人民会聚交流、共同欢庆的节日。“壮族三月三”歌圩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收了汉族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期及活动形式,融入壮族的诗性思维、能歌善唱、以歌交友、依歌传情、倚歌择偶的传统,使“三月三”成为融祭祖、对歌、赏歌、娱乐为一体的盛大节日。遍布壮乡的歌圩,人潮涌动,歌声飞扬,塑成了广西“歌海”的美誉,是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范式。

河湟地区传统聚落文化交融现象研究——以来路村为例

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过渡区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也是多元文化交汇的重要地带。自古以来,河湟地区聚居了汉、藏、回、撒拉等多个民族,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征。本文基于汉藏文化融合的研究视野,以青海省湟中区群加乡来路村为研究对象,从聚落与建筑两个层面剖析其选址与空间结构、宗教建筑与民居建筑中的文化交融现象;进而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提出对其保护与更新的策略,从而为多民族传统聚落的保护与发展策略提供参考。

邵阳市绥宁县苗族传统民居建筑初探——以正板村古民居为例

正板村古民居作为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其民居建筑极具苗族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正板村是以杨正板为创始祖的苗族古村落,该村落不仅保存了苗族生活记忆,更反映了汉苗文化融合下所展现出的独特建筑风貌。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摄影测绘、收集文献等方式,着力对正板村建筑空间关系、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和建筑中所反映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进行逐一分析,以期为汉苗文化融合关系下的苗族古民居研究提供理论启示与延伸。

清代女性服饰的满汉文化交融体现

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因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深度交融,使清代女性的服装呈现出满汉两制并存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着装风尚的演变,满汉两族女性的服装开始相互影响并最终走向了融合。文章以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女性服饰变化为视角,通过罗列和对比的方法诠释满族与汉族服饰融合的过程,明晰民族融合的必然性,为民族服饰文化传承和服饰变化研究提供参考。

秦汉时期工艺美术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秦汉时期工艺美术元素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其古朴雅致的设计风格与精湛的技艺在当代室内装饰设计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文章深入剖析了秦汉工艺美术元素的特点,如寓意深远的文化符号、技艺精湛的制造工艺、造型多样的艺术形态及深刻的文化传承与时代烙印。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这些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研究发现,秦汉工艺美术元素不仅丰富了现代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还提升了设计的艺术审美与实用功能。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我国室内装饰设计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长城地带语言接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幽燕长城地带北方话的汉儿言语底层钩沉

长城内外,是农耕、游牧、渔猎三种文化类型历史和谐共生的地域。长城作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不仅对长城内外“城国”“行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该地域汉族与北方阿尔泰民族语言间的接触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文章选取幽燕长城地带的汉儿言语底层为研究对象,钩沉历史表层、深层之个案,缀成系列,以窥该地域汉儿言语底层表象之一斑,进而尝试从地缘文化关系、借词关系、语言类型变异等角度进行历史语言学的比较分析与解释。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近郊遗址区村落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探索——以相家巷村为例

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的路径之一,作为中国大遗址区的突出代表,汉长安城遗址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资源。目前汉长安城人居环境整治初步完成,如何激发下一阶段文化近郊村的发展原动力是亟须解决的问题。文章以汉长安城遗址区村落相家巷村为例,探索城市近郊遗址区村落发展路径,从文化、土地、产业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其在发展中面临文化资源开发不足、闲置土地低效未利用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在文化上,盘活特色文化,塑造文化展示型遗址村落;在土地上,结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体验空间;在产业上,以科技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带动乡村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以期为遗址区乡村如何结合城乡融合的视角进行发展提供参考。

从满族家谱探析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满族家谱是记载满族家族发展变迁的文字载体,具有记述满族姓氏源流、维系满族亲族联络和承袭官职之重要凭证等作用。而从其功能和内容上来讲,皆仿效汉文化。满族借鉴汉族家谱“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之宗旨,编纂家谱。从满族家谱发展过程可知,其按字排辈、满姓变汉姓、满人取汉名、满汉通婚、满人学习汉人文学和汉文取代满文书写等内容,均体现了满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相。

碑铭所见蒙元山西汉人达鲁花赤考略

达鲁花赤为蒙元时期特色职官,在地方行政和各级机构中具有极其广泛的权限。一般认为担任达鲁花赤者首选蒙古人,次为色目人,汉人不得担任此职。近年来学界已发现一些汉人担任达鲁花赤的记录,似乎打破了固有认识模式,但还停留在传世文献史料范围内讨论。蒙元时期的山西社会繁荣稳定,幸存至今的石刻文物信息,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社会提供了传世文献之外的重要参考。本文释读、梳理现存蒙元山西碑铭中出现的汉人达鲁花赤资料,考察其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为研究蒙元达鲁花赤制度、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新的线索和视角。本文认为蒙元时期的山西汉人达鲁花赤现象,是蒙元政权多重结构、互相制约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时代体现。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位于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境内,北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交界。古城遗址平面基本呈方形,四面墙体上开有4座城门,城内目前调查钻探发现有16处建筑院落基址和1处佛塔塔基。该古城应始建于17世纪40年代初,废弃于18世纪70年代,前后沿用约130余年,在巴图尔珲台吉至僧格时期是准噶尔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中心。古城遗址的调查和勘探以及下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可为研究明清时期卫拉特蒙古的社会历史、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重要的资料。

清代法律的满汉融合——以旗奴告主法律的变迁为中心

清入关前所定离主条例鼓励旗下奴仆通过首告家主的不法行为,获得离主的机会。入关之初,即便与顺治律中严禁家奴告主的律文完全冲突,官方仍旧允许旗下家奴首告家主。康熙、雍正年间,官方在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上表现出一些游移:既开始吸收顺治律中“干名犯义”条文制定相关条例,对家奴告主的行为做出一些限制;又比照关外法条新定一些鼓励家仆告主的条例。至乾隆年间,官方才彻底接受“干名犯义”律条,严惩旗下奴仆首告家主。官方对旗下家奴告主的立法,从依照关外传统予以鼓励,到逐渐接受内地法律,最终转向严惩旗奴告主,是满汉法律融合复杂过程的真实写照。

元代蒙古族文人诗学性情论

“性情”范畴多用以指代主体论,其衍生出的“吟咏性情”命题又与诗歌本体论、功能论有密切关联。及至元代诗学性情论指涉颇广,涉及自然、雅正、抒发个人性情和有益社会政教等多个方面。元代蒙古族文人从“吟咏性情”出发,对性情论作出了多角度的阐扬。僧家奴、燮理溥化、脱脱等人偏于吟咏社会情志,发挥世教作用;以萨都剌为代表的另一支偏于吟咏个人情志,但对社会问题也不乏关注。诸人对同一范畴作出不同方向的诠解是其来有自的,充分反映着元代华夷一体的文坛特征。探抉其诗学性情论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把握元代诗学思想及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