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及其研究实践

“礼俗互动”概念的生成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阐释拓展、广泛运用三个阶段。这一概念较早在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使用,认为它先由历史学提出、后被民俗学继承和发扬的看法并不准确。从民俗学对“礼俗互动”的研究实践来看,目前相关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其中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向视角渐成主流。民俗学研究“礼俗互动”需要比较视野和理论关怀,但目前所做有限,须加强相关探索,在提升这一学术分析工具阐释力的同时,进一步彰显其学术价值。

文本还是实践?——对《“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的回应

礼俗互动是跨学科的学术论题。回应潘斌教授对礼的历史性与中国特殊性的强调,期望有助于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今天,探讨礼俗作为一对理论范畴所具有的跨越时空的理论潜力与价值。礼的历史性并不是固定化礼,相反,承认礼的历史性不仅意味着承认它与过去的联系,更要承认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礼俗互动不是礼和俗作为两个独立的、具有固定边界的领域之间单向或双向的交流互动,而是始终处于彼此对照依存、转化相生而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过程之中。礼俗的互动相生构成了一个动态性转化的机制,在从俗到礼、从礼到俗的循环实践中,既实现了礼的教化作用,又充分地包容了多元差异的文化实践,实现了多元性与一致性的动态转化与辩证统一。与礼俗相关的讨论,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人类文化包容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更多可能性。

“礼俗互动”概念的学术价值及献疑

张士闪等人提倡“礼俗互动”概念并加以推广,可以纠正中国民俗学、社会史研究等领域的一些偏颇认识,体现出当代学者在建构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方面的自觉和努力。不过民俗学者所言“礼俗互动”,对“俗”的重要性的强调要远高于“礼”,更多呈现的是“俗”对于“礼”的“自下而上”的作用,而忽视“礼”对于“俗”的“自上而下”的作用。一些民俗学者对礼、俗以及二者关系的界定比较宽泛,缺乏“历史性”;在进行礼俗关系的研究或“礼俗互动”概念的论证时大量套用西方理论和概念,缺乏说服力。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概念,“礼俗互动”在民俗学等既有学科论证的基础上,还需要以经学、礼学的眼光来加以检视并丰富其内涵。

也谈“礼俗互动”及相关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礼俗互动”说引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民俗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大大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然而学者们在“礼”“俗”二者之间关系的描述上,以及“礼俗”概念的范畴与性质界定上,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礼”与“俗”具有交融性或交叉性,并非国家礼制和民众文化间的截然对立;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礼俗”,存在贵族礼俗、士族礼俗、官僚礼俗、庶民礼俗等多种类型;礼俗是历代各级统治者“以礼化俗”的产物,发挥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作用。《仪礼》作为礼学重要原典,有其独特的行文方式和意义非凡的礼意元素,对后世国家礼制与庶民礼俗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轼与李公麟交往考评

苏轼与李公麟的交往亲密长久,前后共计二十多年。他们因为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而结识,并不断加深彼此感情。苏门弟子之一黄庭坚认为苏轼是李公麟的真正知音,看到了两人关系的非比寻常。学界迄今对他们的交往起始时间、交往过程及洋溢其间的深厚情谊尚没有认真关注过,也缺乏全面的了解,本文即重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评析。

贺号:乡村仪式实践与国家礼治精神

姓名称谓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且具有深厚内涵的礼仪传统,其展现了社会交往中的礼仪秩序并体现出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冀南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贺号习俗,源于对国家与文人礼仪的效仿,并在传承过程中与当地结社活动相融合,成为民众塑造历史感、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由此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实践和礼仪形式。通过举行贺号仪式,村民不仅获得了一种社会身份,也将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展现了文化传统的坚韧传承与在地化表达。传统礼仪文化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可通过适当转换,有效推动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