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限制方式存在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两种,在不同的代表权限制方式下越权行为的代表权外观表征并不相同,相对人的善意评判标准应随之有别。在代表权意定限制下,相对人只需审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则为已足,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无重大过失的即为善意。在代表权法定限制下,相对人除了尽到审查法定代表人身份这一最低义务之外,还应合理审查作为法定代表人授权来源的法人机关决议,相对人对不知道越权代表需无轻过失才为善意。相对人的善意是推定的,法人可以提出证据推翻这种善意。在相对人善意的情形下,法人对代表权外观总是具有可归责性,应向相对人承担表见代表责任。相对人有权放弃向法人主张表见代表责任,而选择向明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债务履行责任,或者向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法定代表人主张消极信赖损害赔偿。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法人追认的则为有效,由法人向相对人承担债务履行责任;法人未追认的则为无效,此时根据过失相抵规则,相对人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的,既可以选择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范向有过错的越权代表人主张相应责任,也可以选择基于缔约过失或者侵权向有过错的法人主张相应责任。相对人明知越权代表的,越权代表人和法人原则上都无须向相对人承担责任。法人或者越权代表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之后,彼此之间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各自分担相应责任,最终分担的责任大小与各自的过错程度成正比。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失灵的司法干预——反垄断规制理论修正与合同解释规则重构

当前法院在裁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时所采用的诚信谈判框架,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其虽然有助于具体案件中的过错认定与司法裁决,但却不当扭曲了标准许可市场内的组织选择,可能招致许可合同司法定价和标准实施不当拖延等损害。事实上,单独的许可费争议在专利法或者合同法上不具有可诉性,而反垄断之诉也不会导致法院直接裁定许可费的结果。鉴于标准必要专利密集的技术领域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法院援用反垄断法微观调控具体的许可条款不具正当性,应以竞争损害为反垄断诉讼的看门要件,限缩反垄断法适用空间。最后,法院应发展一套高效的FRAND合同解释理论,来遏制那些星散的专利权人事后机会性的劫持行为。明确FRAND承诺产生利第三人合同的法律后果,并引入专利权人违约和受益第三人承诺权利消灭机制,将有效抵偿专利排他权减弱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促使谈判双方由目前诚信地参与谈判迈向实质性地达成许可合同,重拾标准实施的时间效益。

离婚协议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撤销研究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附随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这一法律行为,与身份关系交织密切。此类赠与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紧密相关,蕴含了家庭伦理色彩和情感因素。故必须与发生在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赠与相区别,当事人对于离婚协议里此类条款不享有任意撤销权。由于现行法律未有具体的针对性规范否定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发挥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赠与方在离婚后、物权变更登记前请求撤销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讲诚信,置子女利益不顾,若允许其行使任意撤销权,签订离婚协议原希冀带来的各方利益平衡将被打破,难以起到保护弱势一方的作用。

超越“国家利益”:对经济主权概念的反思与重塑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家在行使经济主权时不仅应从本国政府利益出发,更应该基于一种国际主义视角,构建一种"负责任的主权"观念。应当在行使国家具体权力时,充分考虑本国民众、他国民众、他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各种诉求。透过构建与运用各种国际经济机制,进行"善意的国际合作",最终达到促进国际社会福利的普遍提高以及防止本国利益群体通过寻租行为而扭曲国家政策选择的目的。

论商业秘密的善意取得——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商业秘密善意取得是商业秘密法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立法对商业秘密善意取得还缺乏明确的规定。商业秘密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是:商业秘密持有人并不享有转让商业秘密的权利,第三人为善意,即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不知商业秘密持有人无转让商业秘密的权利,而支付了适当的对价。比较法上的商业秘密善意取得,有许可说、禁止说、附条件的禁止说。无论从民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还是从利益冲突的协调与平衡角度比较分析,我国的立法宜在商业秘密善意取得问题上采用美国的附条件禁止说。

关于合同僵局的破解之道

合同不能履行、债务不适于强制履行、履行费用过高等场合,债务人虽已构成违约,债权人本有解除权却有意不行使,背离诚信、公平及禁止权利滥用诸项原则,合同存续下去,债务人仍负给付义务乃至违约责任,显失公平。此种合同僵局应被破解,方案可有几种,如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解除合同时应予支持,或者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一但提起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或仲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即应确认,或者借鉴有关立法例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合同僵局的案件多数不符合情事变更原则的成立要件,也是德国民法上不能履行规则和不可合理期待规则所无力全部解决的,还是持续性合同可以不提理由地解除(终止)制度无法取代的。至于因为境外的立法例无此制度,来否定中国法就不得创设该制度之论,在法理上欠缺依据。

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综述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每年的年会较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一段时期内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热点、重点与难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研究总体水平的一种体现。2013年年会的主题是"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透过对会议论文的分析、梳理,可以发现新民事诉讼法施行一年多来所呈现出的变化、发展以及不足。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适用关系

《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之关系既有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共性,更有知识产权特质带来的个性。知识产权法的适用需要民法视野,更需要保持其个性,且其个性更多源于公共政策性,并以此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界分。合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知识产权法,但又被赋予知识产权特色和内涵。知识产权法开放性地保护法益,是法益保护的重镇,但法益保护以合法为前提,并应对保护的正当性进行实质性衡量,非法行为不产生法益。诚实信用原则有广泛适用性,但又需要保持适用上的边界与谦抑。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原理和规则迥然不同,在理念与制度上不能简单类比。

论善意取得制度与公示公信制度的适用规则

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均具有保护第三人的重要功能 ,但对于如何在适用中保持这两个制度的和谐统一 ,始终未能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应以公示公信制度为原则而以善意取得制度为补充构建善意第三人保护的基本规则。

诚信的本质是什么?

诚信在其本质上是人的利益关系的反映和表现,是主体对自己和客体、中介体利益耦合关系的现实认可、未来期望与践诺追求的统一。辩正这一点,不仅对我们树立科学的诚信观念,而且对我国社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全面推进诚信建设的健康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涉隐私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探讨

在互联网时代,关涉隐私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继承是完善继承体系必须解决的课题之一。在传统主流观点中,包括关涉隐私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在内的任何类型的网络虚拟财产均具备可继承性。民法总则第127条对网络虚拟财产属性的界定似乎印证了此种观点。然而,关涉隐私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与一般网络虚拟财产不同,不仅承载着财产利益,而且承载着网络用户的隐私利益,对其继承的承认将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给法学理论和市场秩序稳定带来不可预期的风险。在成本与收益面前,传统主流观点不应被视为解决该类财产继承问题的最佳路径,不加区分承认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本身是对现行立法精神的误读。因而,在未来的立法修订中,应区分网络虚拟财产的类型,否认关涉隐私利益的网络虚拟财产的可继承性。

挂靠船舶处分中的善意第三人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实施为解决船舶挂靠经营难题提供了指引,该法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法律适用的难点在于,就挂靠人未经登记的所有权而言,被挂靠人的权利人是否都属于"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在深入研究民法理论和现行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第三人应是指以取得船舶物权为目的的权利人,此类权利人能否获得保护不仅取决于其是否善意,还取决于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有关善意取得的规定。

也谈标准必要专利的禁令救济规则——以利益平衡为核心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诉讼频发,其中的禁令救济问题引起全球的热烈讨论。因标准必要专利兼具公共属性与私权属性,涉及自由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两方面,标准专利权利人申请禁令救济的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冲突的各方利益群——包括标准专利权利人与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因而,如何解决利益平衡问题是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规则设置时应该考虑的核心问题,FRAND原则仍是重要的借用原则。设置禁令救济规则时,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在实体方面,双重考察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和标准实施者双方的"善意状态",并具体明确"善意"的判断标准;在程序方面,引入禁令生效前的许可谈判模式。以期既能体现公平原则,又能同时保护竞争与创新。

法治社会在中国建设的意义、难点和路径

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语境下,"法治社会"应作狭义理解,即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成员权利及其行使的法治化,以及私人领域事务治理和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规则化、法治化的社会状态。法治社会建设实践有助于提升成熟的法治社会对社会成员的品质要求——强烈的主人意识和科学的法治精神,同时能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输送合格建设者;但中国市民社会历史传统的缺乏、难以把控自治组织松紧度的现实困境以及国人目前所拥有的对己不利规则意识的水准,严重制约着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为此,应该在全社会强力实施以利益均衡为内核的诚信教育,推动诚信建设适度法治化,积极引导扶持社会自治实践。

担保物权善意取得的构造机理

担保物权善意取得的构造机理包括体系机理、理论机理、价值机理、要件机理和效力机理,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它涉及民法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衡量。善意取得适用于动产所有权领域,但是否适用于担保物权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学界亦存在不同见解。

论合同正义性

合同法在确认合同自由的同时 ,应当确认合同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对合同正义性的提出、确立及理论依据一一作出说明与分析。主张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性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范围 ,包含公平、诚信、公益在内的合同正义性理应受到合同立法的重视 ,而成为凌驾于公平原则、诚信原则等原则之上的等而上之原则。

保险实务诚信的反思与前瞻

诚实信用原则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同时代赋予不同的内涵,诚信原则之所以如此发展,实为追求公平正义结果。我国保险实务诚信则必须在保险法制健全、保险司法强化、监管机制更加完善等情况下实施。

证券服务机构诚信义务统合论

合理设置不同证券服务机构对投资者利益负有的看护义务,能促进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实现资本的市场化配置。在现行法下,诚信是对证券服务机构的共通要求,勤勉是诚信的实现途径。但“诚信”与“勤勉”表述过于概括与模糊,不足以提供清晰的行为预期。诚信与勤勉具体内涵的界定,应以证券服务的业务本质与法律关系的具体分析为前提,采实质而非形式标准。发行人中介对投资者仅负有不欺诈义务,经纪人应采必要注意为有利于委托人之事务处理。但对提供投资咨询与资产管理业务的从业者,应施以受信义务。受信义务不同于诚信义务,其核心是防范与管理利益冲突,利他要求显著高于诚信义务。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的纯洁性思想研究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深刻论述,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党的根本特征要求党要始终保持纯洁性;其实现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其核心是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其出发点是纯洁的立场是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其落脚点是纯洁的理想与实际工作密不可分;实施的有效方法是要善于同党性不纯的诸多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立足现实,保持警觉,才能应对风险和挑战;继承传统,开拓创新,才能具有发展活力;把握本质,全心为民,才能不失政党本色;建章立制,多管齐下,才能永葆纯洁无垢。

论提单所证明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性质——兼论提单对第三人的效力

本文主张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具有“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性质 ;并认为此种定性能够符合国际贸易、航运惯例、当事人意图及现行法律规定 ,而且 ,还可以合理解释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权利和义务的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