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正确理解按劳分配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

按劳分配曾经因为是“资产阶级法权”而被贬低,后来又作为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分配形式而被抬高。按劳分配实际上表明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客观规律,只是在存在剥削的社会里,劳动成果被不同的剥削阶级所掠夺,劳动者只能得到其中一小部分。按劳分配不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要注意与级差地租区别开来,与利润平均化区别开来,与妨碍利润平均化的垄断收入区别开来。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首先要合理地或充分地占有收入。要严禁企业拖欠工资,严禁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长度,规范财政转移,调节级差收入,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实行第三次分配信息互通共享。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在数字经济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借助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融资约束效应、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及内部控制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渠道;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存在行业、所有制、科技属性方面的异质性,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科技企业产生明显偏好;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效应,实现了员工福利与企业发展的互利共赢。研究结论可以在微观层面上提供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证据,为新时期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提供了决策参考。

收入分配差距与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基于企业部门杠杆的视角

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推进共同富裕是否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立足于企业部门杠杆视角,构建包含家庭异质性、企业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特质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研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预测显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提高企业部门杠杆率,增加银行信用风险累积。其作用机制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投资比下降,为企业部门加杠杆创造条件,但消费率和杠杆率的反向变动会造成企业实际收益率降低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贷款信用风险敞口扩大。基于中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上述理论推演成立的经验证据与微观基础。此外,本文还发现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性差异。上述结论隐含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有利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两个重大目标的内在逻辑自洽一致。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是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键。然而,随着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逐渐凸显,高管薪酬不断提高致使高管“天价薪酬”成为普遍现象,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我国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行研究,发现党组织融嵌公司治理有助于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而且党组织融嵌程度越高,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越强;此外,这种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无政治关联、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可以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的扩大和降低企业风险进而抑制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从中国特色的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视角探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对于丰富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效应研究方面的文献,加强党组织建设、全面促进党组织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国企混改路径创新:从中长期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促进共同富裕就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本轮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发展,在提高国企运行效率、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同的改制路径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员工权益保护不足、效率与公平关系处理不当、绩效薪酬体系不合理等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从整体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国企债务等方面分析国企混改现存问题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产生的影响;并从发挥国企产业引领作用、深化国有经济科技创新驱动效应、找准国企职能定位、健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分配体系现代化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国企混改应从模式创新入手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同时,以中长期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中国共同富裕目标尽早实现。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

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总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管理层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高技能和高学历员工占比、风险承担水平,并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表明数字化转型具有产出增长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风险加剧效应,从而可以对企业的收入分配产生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拉大内部薪酬差距等多维度影响。此外,管理层权力增强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收入和薪酬差距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对科技型企业收入分配的影响比非科技型企业更强。分位数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要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收入增长,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而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拉大作用趋于减弱。因此,应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合理约束管理层权力,利用数字化做大“蛋糕”并分好“蛋糕”。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共同富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2011—2022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企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和企业共同富裕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对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持续优化数实产业技术融合环境,逐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多元发展机制,制定数实产业技术融合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实现企业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理论借鉴。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企业内部网盘系统研究与应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企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企业对内部数据和文件的存储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企业对数据存储管理和文件高效共享的迫切需求,通过分析企业内部网盘系统的需求,研究设计企业网盘系统的技术架构和功能模块。采用基于SpringBoot的微服务架构,结合OpenStack和Ceph分布式文件系统搭建私有云环境,实现企业网盘的主要功能,为企业提供安全稳定可靠高效的文件数据存储管理服务。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基于企业垄断竞争模型,采用2012—2022年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力调节成本较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度较高地区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就业效应和劳动者议价能力三条机制路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坚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性,促进效率与公平相兼顾。

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测度企业数字创新对共同富裕所要求的“财富积累”与“公平惠及”的双重影响,选择制造业行业上市公司2009—2022年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就企业数字创新与共同富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创新将促进共同富裕,进一步就其作用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创新的积极推进将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就“共同”要求来看,企业进行数字创新之初可显著缩小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但伴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持续提升,高管与员工间的平均薪酬差距反而会逐渐扩大,且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大规模企业和低科技化程度企业中;从同一行业内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差的变化来看,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与效度将显著影响成员劳动收入,呈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两端集聚效应。

数据要素扩大还是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数据不仅是促进“数实融合”的关键要素,也深刻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流通企业数据,检验了数据要素对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能够显著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通过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提升就业创造水平两条路径缩小了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要素更能缩小技术密集型、生产性和高端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劳动密集型和普通流通企业的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规模越大越能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且该缩小作用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特征。因此,应进一步畅通数据要素供给渠道,加大数据要素供给规模和拓宽数据要素应用场景,不断缩小流通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农民收益分配权实现的困境与破解

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的法定化权利,确保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落实到农民个体身上是实现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的根本宗旨,是农民个体更多分享改革红利的必然要求。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入市收益分配权的实现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心问题,应从破解“熟人社会”人情难题的有效举措、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村委会中剥离、制定可行的收益分配自治规则、推动内外监督相统一等路径来进行收益分配制度的优化,助推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基于微分博弈的政企合作数据开放策略研究

数据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其开放、流通和利用水平直接影响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的融合应用水平不高,政府和企业的数据开放力度以及数据开放质量仍有待加强。采用微分博弈方法,考虑数据开放程度和数据开放质量两个要素,构建以政府、企业为主体的Nash非合作博弈、Stackelberg主从博弈、协同合作博弈模型,根据HJB方程求解三种情形下的政企最优行为策略、最优数据开放程度、最优数据开放质量水平以及最优收益轨迹,并在时间一致性的条件下,探讨政企合作收益分配机制,最后对三种情形下的结论进行仿真分析。政府为企业分担成本可以促进社会数据开放程度及质量水平的提升,实现帕累托改善;且在协同合作情形下,数据开放程度、数据开放质量水平及政企总收益最高,可实现系统效益最大化。文章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成本分担机制,为政企合作开放数据提供指导,并制定了长期稳定的收益分配机制,为政企协同合作提供基础。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与合理规模研究

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是“扩中提低”,即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得到明显扩大。从中等收入群体的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入手,在理论层面展开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讨论。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依据设定收入上下限的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界定实际生活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当收入分配格局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应当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下四分位数,而收入上限则应略高于收入分布的上四分位数。从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特征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合理范围应当在50%以上且不宜过高。参考部分发达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作为验证,当社会收入分配格局表现为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结构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大致保持在60%左右,并且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的规模比例接近3∶6∶1。进一步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分析中国在打造合理分配格局方面存在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尚不足40%。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水平低”,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要将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主阵地”,结合中国各地实际发展水平科学地设置中等收入群体统计标准,更加精准地通过“三次分配”推动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迈进,在进一步“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逐步形成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产学研合作中利益分配方式探析

对我国现实的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情况作了系统、科学的归纳、总结，分析了利益分配三种基本类型的利弊；并采用收益函数曲线作出直观表述．提出了应提倡推广的分配主体方式，对促进我国产学研协调发展很有实际意义．

内部控制对收益法企业价值评估的影响

在企业价值评估领域,收益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方法。运用收益法对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依赖于自由现金流量、收益期限、企业终值以及资本成本等指标预测的准确性,而这些指标则会受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但目前对这些指标的预测均明显地忽略了内部控制因素的影响。企业价值评估应关注内部控制的质量,以求企业价值评估更加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

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静态地、抽象地分析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和物质资本所有权谁占支配地位抑或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在企业中 ,人力资本个人收益与企业的总体收益有不同的取向 ,而非简单地转换。人力资本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价” ,即靠自身的才干、贡献大小通过有效的机制确定自己从企业收益和剩余收益中分割的多少。因此 ,设计能够释放人力资本能动性的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 ,是中国企业缩小与国外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提高竞争力、加快创新的必然要求。

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收益内部分配管理控制模式

趋利行为使得在企业收益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的股东及经营者,有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或侵蚀他人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为了保证分配的效率和公平,防止他人利益受损,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本文认为,需要从财务角度对企业收益的内部分配进行规范,建立基于财务视角的企业收益内部分配的管理控制模式。

质量导向下的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策略

文章以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为研究对象,在阐述中小物流企业联盟的概念、类型以及收益分配的目的和内涵的基础上,针对中小物流企业联盟的三种类型,分析了收益分配模式选择和成员企业收益构成的差异,提出了物流任务分解和以成员企业物流服务质量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思路,构建了混合模式下的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收益分配模型,并以收益分配相对复杂的盟主型联盟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说明了模型的有效性、合理性和创新性。文章提出的收益分配模型基本框架比较完整,基于物流服务质量的收益分配激励方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现阶段我国中小物流企业联盟实践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