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审视

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判断,指出了墨家学说的理论来源。墨家的立论所依据的夏政,有民间传说的草根优势,符合中华文化寻根问祖的传统,遵循了“以史为鉴”的政治智慧,容易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同,但是其证据不足,逻辑推理欠缺,显示了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弊端,值得加以仔细反思。根据最新的二里头、陶寺等地的夏代考古发掘史料,我们对此加以对照说明。

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

阐发中华文明起源的难点,在于寻找从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过渡契机,说明中华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满天星斗"说)到有史以来的一元中心格局(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动因。青铜时代商周国家建构和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青铜器生产,及其所需铜矿资源依赖问题,已有充分讨论,而先于青铜时代的玉器时代之资源依赖,只能以考古新发现为依据,聚焦到形成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早期玉礼器生产和使用。中心与边缘的早期互动体现为东玉西传(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的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料资源的传播),探讨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至关重要。2012年石峁遗址古城及建筑用玉器的发现,使得黄河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作用得到新审视:黄河不是作为灌溉农业的水资源,而是作为西部玉石资源调配之漕运交通线而发挥作用的。

科学方法、文明探源与夏代信史之争

审视当下我国文明探源中的科学方法问题,讨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义。在强调了常用术语概念化的基础上,梳理了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最流行的几个关键术语:考古学文化、族群和国家,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没有逻辑的对应关系。因此,偏好二重证据法的夏代信史学者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族和夏代的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面对当下学术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学好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开阔文明探源的视野,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能够跻身国际水平。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寻夏记: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

夏的存续是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重要问题,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意义,如同中原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可谓文明之始、文化之源、历史之端。从时间轴来看,夏为“三代”之首;从空间轴来看,夏为天下之中。这些核心因素充分证明了加强中原历史文明源流考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和破除当前夏文化研究迷雾及中西文明之辩的关键。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我们奋进新征程提供了真理之光。今后,需要在系统挖掘中原历史巨大宝库的基础上构建中原学历史文化谱系,进而探究既符合具体实际又体现共同规律的体系性认识,以中原话语为中华文明永续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是五帝时代(龙山时代),各地区各族是在炎黄大联盟领导之下向文明过渡的。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夏王朝是统一的拥有主权、领土和人民的国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源一体和统一王朝式,这或可称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中国模式。

经学与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界近年一直在热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充分反映了学界对20世纪初模仿西方哲学范式创建起来的中国哲学体系的反思。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独特思想论题在其他文明中并未被突显出来,因此,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应当奠基于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传统,而不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范本外在地设定一套哲学问题。中华文明是奠基于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礼乐文明,而经学原典就是对礼乐文明的载述,所以中国哲学的创建应当奠基于经学之上,抛弃六经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叙事只能是无根之学。六经载述礼乐文明建立在象思维的基础之上,用象的思维来观照世界是中华精神传统中最具原创性的思维方式。只有从象思维的角度去追询才能真正进入经典的思想世界,进而从六经中挖掘出独特的哲学问题。

华夏文明之根——嵩山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地位

嵩山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使之成为四方辐辏之文明轴心 ,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 ,延绵不绝 ,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广泛而大量的吸纳周围地方的文化精华 ,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碰撞、交融、升华 ,是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生成和成长的巨大动因。

对“中国文明史二里头起始论”的质疑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是较成熟文明,而陶寺文化与良渚文化则为文明的初级形态。在国家发展形态上,前者刚刚进入王朝性质的国家行列的起点,而后者则形成最初形态的国家——前王朝国家。把中国文明史视作由二里头文化所开启的观点不符合史实。

新中国考古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考古队伍不断扩大,专业素质显著提高,理论方法丰富多样,重要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外交流日益活跃。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中国考古学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夏文明研究的困局与突破

夏文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是中华文明探源的核心焦点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尚存许多难点。史前时期"青铜之路"的开辟,青铜冶制、小麦种植等技术因素输入中原,推进了中原地区社会生产集约化程度,对中原文明体系有重构效应。夏文明最终在中原大地深厚的传统乐曲与主要西来的外来乐章的合奏中完成。

从考古与历史的整合看中原文明起源的方式

在夏王国的起源中,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同古雅典国家的起源一样,夏王国的起源也是国家起源的另一种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

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李伯谦先生专访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