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基于环保严重违法失信的证据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性失信惩戒,具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是缓解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的中国实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以政府安排或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范围为有效性边界。在有效性边界之外,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限制性措施不能消除与企业具有直接交易关系的市场主体存在的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在限制具备可替代性的资源分配上因企业寻求“不当帮助”被减弱。本文以理论加实证的方法,对环保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等债务性资金的异常变化进行了研究,表明:(1)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不具备如“大炮打蚊子”般的无限有效性;(2)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有着“纱窗挡蚊子”的有效性边界,保护国家资源不受严重违法失信主体染指;(3)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之外发生着“不当帮助”问题,表现为企业严重违法失信后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增加。本文关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存在有效性边界的结论,可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借鉴;强调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对国家资源的联合保护性,可为学术界科学完整认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提供参考。

失信连带惩戒的立法比较与理论探析——以各省市信用条例为基础

企业实施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时,信用责任的承担主体通常不限于其自身,还包括企业内相关人员,这是失信惩戒具有的双罚制属性。各地信用条例在连带主体范围、公示时是否标注个人、企业失信信息是否记入个人信息及如何承担连带责任等问题上的规定各有不同,学界对此类连带惩戒手段的实施大都持谨慎态度,对执法现状常有质疑。基于信用责任的补强性质,连带惩戒对象、信息标注与录入等应严格依照裁判文书规定,有关部门还应完善惩戒措施适用规则、确立免责事由,构建省际执法协调机制。

论背信罪的成立要件(2)

事务处理者出于牟利加害的目的,实施违背任务的行为,给本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的,成立背信罪。其中,“牟利加害的目的”只是从反面显示“不存在为本人谋求利益的动机”,无须属于积极的行为动机;“财产上的损害”是指从经济的角度而非仅仅从法律的角度评价本人的财产状况,因行为人的行为而使得本人的财产价值减少或者本应增加而未能增加。对于背信罪的共同正犯,无须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特别限定,凡能认定成立共同正犯的,事实上就已经被限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或者实施了积极的参与行为的情形。一般而言,根据究竟是以行为人自己还是以本人的名义或者出于本人的计算而处分财物,可以区分侵占罪与背信罪,但这种区分不具有排他性,以本人的名义或者出于本人的计算处分财物的,虽然也可以成立背信罪,但应优先适用侵占罪。

我国单一背信罪的立法完善构想

建议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单一背信罪,并就罪刑条款、构成要件进行设计。在法定刑中建议不宜设置死刑,以自由刑为主,财产刑并用。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建议,单一背信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发生在为他人代理事务或履行职务的过程当中,行为人为自己或第三人牟取利益而故意实施了背信行为,其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即受托人;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

失信联合惩戒的地方立法实践及反思

作为一种核心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对于营造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意义重大。实证分析显示,囿于全国性法律的暂时缺失,地方立法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出现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本身的规制缺位、失信行为的种类划分标准参差不齐、失信主体的救济措施缺失以及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互异等现实难题。对此,应当以合法原则、后果与行为相当、必要限度以及责任自负为基本遵循,通过明确区分标准,将失信行为分门别类,完善立法设计,建立失信主体救济机制以及加强法律控制,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社会信用法律出台,构建统一的失信联合惩戒体系等举措,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

国内个人声誉机制的规范研究——以信誉和声誉的区别为切入点

声誉机制对自然人的管理范畴包含且广于信誉机制。笼统地将公民违反公德的行为认定为失信并执行失信惩罚,不仅偏离了信誉机制主要规范经济活动的特性,也忽略了声誉机制维护公共秩序的功能。通过研究声誉和信誉的区别,明晰我国多部委对个人违反社会秩序行为实施的"联合惩戒"系对自然人的"声誉惩罚",而非失信惩罚。研究如何构建完善我国的个人声誉机制,将自然人实施的影响医疗秩序、扰乱公共秩序等,并不影响个人信誉却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纳入声誉惩罚体系,既能实现对公共秩序的有效管理,又能缓解我国当前的部分社会问题。

罪错记录附随失信惩戒的泛化及校正

受到长久以来"社会文明建设迟缓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压力,大量关于"社会道德"的重建要求涌向了尚处于"探索阶段"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中。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得"失信惩戒"对于底线的划定开始由此下探,表现为将"失德"不加以区分地作为失信的浅层形式,将"犯罪"不加以区分地作为失信的深层表现。面对失信惩戒的"泛化"趋势,必须通过校正社会信用体系的评价基点,才能建立起类型化、关联化、立体化的罪错记录评价机制。只有充分吸收各地立法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摒弃以"行为"为核心的传统评价模式,转而构建以罪错行为为评价素材的"人格"评价模式,才能实现由"信用建设"到"诚信建设"再到"社会文明建设"的三级跳转和层次推进。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思考——基于失信联合惩戒成效的社会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获取社会公众对失信联合惩戒的感受和看法。结果表明,部分民众尚未明晰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失信联合惩戒的认知程度上呈现年龄差异、学历差异、地域差异。针对失信联合惩戒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惩戒泛化”等社会焦点问题,提出完善信用法律法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用现代征信技术、开展社会诚信教育、规范具体执行细则等建议。

作为刑罚附随后果的失信惩戒政策文献研究——以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为视角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本质上是为了加强法律的实施,是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对我国营商环境政策文献的大数据分析,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明显差异。鉴于作为刑罚附随后果的失信惩戒存在不区分犯罪类别、犯罪故意、犯罪刑罚等问题,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应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要落脚点,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再考虑赋予其更多的职能。

“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联合惩戒模式探讨

2018年9月,28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展开了跨部门联合惩戒。本文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应用,探讨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如何落实联合惩戒措施,重点探讨在推动和落实《备忘录》内容中卫生健康行业应做哪些工作,包括卫生健康行业内部共享共用失信信息,通过挂号系统、限制医保使用、限制设立卫生健康行业管控的审批事项等方式,让失信行为人寸步难行!

司法执行中的信用惩戒行为辨析

司法执行中的信用惩戒应是由法院主导的通过公布或通报失信被执行人失信信息以降低其信用评价,使失信被执行人承受社会舆论谴责及因信用贬损引发多种不利后果的惩戒方式。其藉由失信情形认定筛选信用惩戒适用的对象;藉由失信信息公布或通报凝聚"差别对待"合力;藉由耻感文化及信誉利益生成制裁威慑;藉由失信信息的及时删除周全信用惩戒的工具理性。因此,它并不等同于失信惩戒,而是失信惩戒的具体类型之一;亦不等同于联合惩戒,而是多主体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的前提。

行政诉讼滥用诉权与不正当行使诉权界限探析——以既有裁判文书为对象的分析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诉权滥用个案频发。通过对既有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实践中对于涉及滥用诉权案件的审理,呈现出“滥用诉权”和“不正当行使诉权”的裁判进路,囿于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不足,个案审理中法官对此理解不一,裁判的基本逻辑和观点也有所区分。为增强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应明晰“滥用诉权”和“不正当行使诉权”的关系问题,从“失信”“联合”“惩戒”三个层面出发,规制滥用诉权。

科技期刊编辑部在科研失信行为查处中的程序地位——基于《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的讨论

《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出台后,针对科技期刊编辑部如何查处科研失信行为的程序问题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以《规则》为分析基点,以查处程序为分析脉络,剖析了科技期刊编辑部查处科研失信行为的公正、秩序和效益价值,并展现了其查处科研失信行为所面临的规范依据不足、主体责任意识缺乏、查处体系混乱的程序困境。通过对《规则》的法教义学分析,构建了以前置程序、调查程序、处理程序及救济程序为内容的程序体系。

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及其法律控制

失信联合惩戒的问题核心是污名。污名的法律属性及其社会效果,在不同的时代各具不同的表达。古代刑法上的污名,是一种附随性刑事制裁措施.具有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和提升伦理道德认同的社会效果。近现代美国、德国和日本行政法上的污名一一“违法事实公布”,是一种依靠社会非难确保义务履行的特殊方式,具有强化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因所针对行为法律后果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法律属性和社会效果。污名的泛化会带来合法性危机和诉讼风险,并影响失信联合惩戒的法治化,应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重视。应对失信联合惩戒之污名进行法律控制,防止污名的泛化和降低其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消极影响。

信用联合惩戒的检视与制度优化

为降低失信行为的负外部性影响,构建诚信社会,信用联合惩戒制度在原有法律法规对失信被执行人制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约束",多部门联动下开展对失信人的全面惩戒。从短期看,二次约束限制了失信人的人身自由权;长期看来,失信人因声誉的受损,未来的财富创造力大大降低。信用联合惩戒制度固然有效弥补了以往信用治理的缺陷,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水平,但信用联合惩戒制度的规范来源位阶过低,惩戒措施也置关联性原则与比例原则于不顾,实践中过度扩大了惩戒措施的适用范围与惩戒力度。由于造成失信被执行人情况复杂,需对惩戒方式进行类型化管理,并设置惩戒观察期,根据失信被执行人的财富创造可能性以及偿债的主观动态,有效评估和动态调整,优化制度,实现联合惩戒制度社会收益最大化。

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犯罪治理的新进路

社会信用理论与国家信用政策为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应当在充分挖掘刑法的信用属性以及犯罪行为的失信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在立法上确立刑法维护社会信用的理念、将失信惩戒措施纳入非刑罚处罚措施、设置狭义失信罪的措施实现社会信用理论与国家信用政策在刑法规范内运行。同时,通过树立信用刑法理念、充分发挥含有失信惩戒措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功能、恪守刑法谦抑理念谨慎认定失信罪及其量刑等措施实现社会信用理论与国家信用政策的规范化运行。通过社会信用理论与国家信用政策在刑法规范内规范化运行,实现社会信用领域与犯罪治理领域从“外向型吸收”到“适用型衔接”再到“内发型挖掘”的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