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福州近代文化巨人林纾在晚清

林纾是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第一代中学国文读本的成功编纂者,是福州近代"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的文化巨人。

贺瑞麟与晚清关学的复兴

贺瑞麟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关中著名的理学家,在当时关学逐渐衰微的情况下,他通过在书院讲授程朱理学、刊刻程朱理学诸书、续编《关学编》、上书陕西学政表彰关学名儒、请修横渠张载祠和率行乡约等,试图重新振兴作为传统理学的关学。贺瑞麟对复兴关学的各种努力,是关学学者对维护和弘扬关中传统理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大的努力,也是晚清关学的一个主要特点,虽然有其保守性、落后性,但是,体现了贺瑞麟道德救世的主张,并为晚清关学的一度兴盛和关学文献的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

“才子佳人”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

自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我国言情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创作传统 ,一直到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崛起 ,这种“大团圆”喜剧模式才被打破。“鸳鸯蝴蝶”模式之所以能将“才子佳人”模式取而代之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的外国言情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的影响。

清末民初小学国文教科书的儿童观探赜——基于对1903-1918年18套49册教科书的分析

国文教科书的编撰理念是历史发展和时代需求的缩影,既被动束缚,又主动映射。学界普遍将小学语文教科书具备儿童本位儿童观属性的起点定位在新文化运动,将教科书选录儿童文学作品的伊始定位在新学制施行。以1903-1918年18套49册教科书为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课程标准中的细则规定和教学指引、编辑大意中的编撰提要和选文宗旨都可以找到近代进步儿童观的踪迹,而且儿童文学的选文篇目占比较高,篇幅字数适应儿童接受阈限,主题内容关涉儿童生活和趣味游戏,价值取向凸显儿童本位和教育意蕴。据此可以判断,小学国文教科书在诞生之日就携带着儿童本位儿童观的基因,与儿童文学是共生共荣的紧密关系,新时代需要围绕核心素养,坚守儿童本位儿童观来编撰教科书。

晚清学堂教育与文章变革--以周作人为中心

晚清学堂的英语教育促成了周作人首次的纯白话写作,还影响其翻译实践。他的首译《侠女奴》效仿教科书,逐段逐句甚至是亦步亦趋般地逐词译,译文带有欧化语体的色彩。借由翻译实践,周作人的汉语写作习惯开始发生着改变。也正由此,可观晚清学堂教育与文章变革间的一种深处的关联。毋庸置疑,在新式教育的背景下,特别是新的逻辑性的语言经验的进入,或隐或显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中国传统文脉也因此而裂变新生。

清末民初国文教育与“龙学”发展新论

学界通常将1917年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视作“龙学”确立的起点,其实自1904年《奏定大学章程》颁布后,“龙学”就开始兴起,但这尚未引起学界重视。作为学制改革主导者的张之洞将刘勰的辨体意识、文学宗经等思想注入大学章程,使其成为具有官方约束性的国文教育规范。在国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通过诠释《文心雕龙》,申论“广义文学观”“韵文学”“情辞说”等主张,提出不同的文学学科建设方向,进一步推动了“龙学”阐释的多样性。可以说,清末民初“龙学”的演进,始终与国文教育观念的发展相互激荡。